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后来有关此时的材料，都是不利于魏忠贤的。魏忠贤既是十恶不赦之徒，给他多加几条罪状也无碍大事。人们更愿意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人，在此时肯定是有过篡位之举措的，久而久之便成了定论。不过细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也并无多少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不乏推测臆想的成分。好在魏忠贤已死，不会争辩，当然即使不死，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几年前，魏忠贤在整东林党人时，也没给过东林党人争辩的机会，就干脆利落地将他们置于死地。当时朝廷上下也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至少没有几个人敢公开提出抗争），甚至称魏忠贤是英明果断，翦除奸党，可以与孔子诛少正卯相提并论。因此几年之后，当魏忠贤倒台，人们自然也就用相同的办法，来对付魏忠贤之流，而且更没有人会认为这不是顺应民心。说穿了，就是被打倒的一方没有发言权，奸臣迫害忠臣是如此，忠臣打击奸臣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多少差别，手段也几乎完全相同。至于谁是忠臣、谁又是奸臣，时间一长当然会弄清楚，但在当时，似乎仍跳不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
平心而论，魏忠贤当时确实没有走出篡位这一关键之步。如果一切是魏忠贤说了算，而魏忠贤又是如此奸恶，那么魏忠贤篡位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魏忠贤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就可以说魏忠贤从来没有起过此心，也不是说魏忠贤也不一定就像原先说的那样坏，而是要强调，魏忠贤所以能作恶无忌，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不足，可供魏忠贤之流利用。魏忠贤尽管能把这种不足最大限度地为其所用，但他的所作所为，仍只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即在内依靠皇帝的信任，在外建立自己的亲信集团，打击异己，达到目的。他的做法，与60前权臣张居正的做法，本质上本无二致，只不过张居正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是循着私心。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先前的条件不再存在时，魏忠贤便不能再继续作恶。崇祯帝即位后几个月，魏忠贤便乖乖地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像当时不少人所设想的那样要如何如何。原因只有一个，魏忠贤只是依靠了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旦失去，便无所作为。至于魏忠贤是否想过让自己成为这个权威，后人不得而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魏忠贤并没有敢走出这一步，原因大概也不是他胆子小，而是体制的制约。
既然魏忠贤不敢或不想自己取而代之，那么他就得让合法的继承人信王由检即位。
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贤宣布了皇后懿旨，将天启帝的死讯布告天下。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纷纷具笺往信王府劝进。原在信王府做过事的太监徐文元，则向巍忠贤自请去信王府迎接信王入宫。
这时的信王，大概是悲喜忧惧齐上心头。皇兄英年早逝，作为兄弟至亲的信王，自然是悲痛；皇兄之死，竟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宝座，心中自有欣喜之感；魏忠贤当时是势倾朝野，内宫外廷，都由他控制，能否顺利即位，信王也是心中无数，难免忧心；再想到魏忠贤的为人处世，信王又担心此番进宫，魏忠贤会乘机加害自己，则万般恐惧，一起涌来。此番心境，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从信王当时的举措，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恐惧。
他在入宫前，就预先准备好一些炒熟的米麦之类的干粮，带入宫中。进宫之后，他就在乾清官西向而坐，绝不轻易开口。宦官、朝臣们不时地在为一些琐事争吵，如天启帝的灵柩应放在哪里，皇后是否应该移宫等等，信王也只是在旁冷眼观看，不发表任何意见，一切任其自然。当时朝臣们的举止言行，尽入信王眼中，却没有人能捉摸透信王的心思。信王既不喝宫中一口水，也不吃宫中一粒米。到了晚上，信王独自在乾清宫秉烛而坐，不敢合眼片刻。他见一太监持剑而过，便佯装好奇的样子，要留下剑来细看，随后就顺手把它放在身前的桌上，并答应日后付钱给那位小太监。当听到宫中巡逻之声，信王随即起身慰劳巡夜太监，连道辛苦，甚至还要左右侍从通知光禄寺赐与酒食，一时宫内欢声雷动。
这就是即位前的信王！
当时朝廷上下对信王的继位意见已经一致，遗诏也已公布。遗诏称：
“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诏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文武诸臣，协心辅佐，恪守典则，保皇固本。”
八月二十三日，公、侯、伯、驸马、文武百官及军民耆老等呈劝进表文。
依例，劝进表文要先后进呈三次。前两次总是要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会“勉强”同意。饱览诗书的信王，对这套繁文缛节，自然熟知，绝不会出错。
第一次劝进表文呈上后，信王不受。他是这样回答的：
“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允。”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是你们的为国之心我很明白，但现在皇兄新逝，我悲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听你们谈那些继统接位的事。大臣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信王按照常例做出的客套，于是便再次呈上劝进表文，内容依旧，不过是多了几句劝信王要以国为重、节哀即位之类的话。信王览后，便又答道：
“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遂即大位！所请不允。”
这次话说得白了一点。信王尽管在“披览之余，愈增哀痛”，但已从“岂忍遽闻”改成了“岂忍遂即大位”，即从原先的听都不想听，到了现在的不想立即即位，事情已大有转机！群臣们便一鼓作气，三呈劝进表文，痛陈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王果然被感动了，于是他明确表示：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一天之中，信王对继位的态度，从不想听到群臣提起，到终于同意立即登基，变化不可谓不大。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演戏，却越演越真。这当然不能怪信王，也不能归咎于群臣，因为这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规矩，每位新天子即位时都要上演一番，尽管还从来没有一位新天子真把此事当真，而不做皇帝的。
本朝以礼仪立国，道德治世。假如道德礼仪真能化解功利，抑制私欲，理顺人心，则也不失为一种治国救世之道。否则，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成为功利的外衣，私欲的借口，甚至是人心动乱的根源。这种遮羞布式的假道德、假礼仪，讲还不如不讲！崇祯即位时的道德，大概就是属于后者。但可悲的是，人人都不敢不讲，包括贵为天子的崇祯帝！
既然信王已经勉为其难，同意即位，礼部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礼仪程式呈进。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朱由检身穿孝服，在大行皇帝灵前那放满祭品的几案前，亲自祭奠受命。接着，朱由检改穿衮冕，在皇极殿前设香案，备酒果，行告天礼。然后便前往奉先殿谒告祖宗，再在皇祖宣懿昭妃（刘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礼，在皇后（即皇嫂张氏）前行四拜之礼，最后回到中极殿。另外，他还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勋分别祭告南郊、北郊，驸马侯拱辰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据说信王在午时来到皇极殿行登基大礼时，突然天雷轰鸣，令在场朝见的群臣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朱由检自然也不高兴。不过，即位仪式仍照常进行。君臣俗套之后，新天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即位诏》，照本宣读。
《即位诏》自然还是那老一套：先颂列祖列宗、皇明基业；再赞大行皇帝，天启帝几乎被吹得就像是当今尧舜；尔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崇祯”年号；最后，《即位诏》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新朝的治国方针：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个《即位诏》并不是崇祯帝的意思，而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此时的内阁，仍由魏忠贤的人控制，因此在诏书的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这位旧朝权贵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份诏书也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给新朝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所做出的一个基本规定，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然而，胸怀中兴大志的新天子对此能甘心顺从么？他还能像他的皇兄天启帝那样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权倾朝野、一手遮天吗？
从新天子不动声色的言行举止中，群臣们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那些旧朝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仍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却已开始看到了朦胧的希望；更多的人则是在观望。
对这位新天子，天下臣民都在拭目以待！此时新天子本人的心中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诛杀阉党（1）
崇祯即位之后，一改前几朝皇帝荒怠不勤的做法，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天子。
即位前的那种喧嚣忙乱已经过去了，宫中又趋平静。魏忠贤仍然做着他的东厂提督。崇祯帝仍像其皇兄一样，厚待着他本人及其党羽。该赏的照样赏，该荫官也照样荫。皇兄原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帝也照赏不误。所有这些，再联想起不久前魏忠贤的从子宁国公魏良卿曾在新帝即位前受遣代天子祭告南郊的荣耀，臣民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权阉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
人们不免也有些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果真能如此融洽吗？新天子对待魏忠贤，果真一如其兄吗？即使如此，他们两人也不致在一开始就能如此天衣无缝，不透丝毫隙光吧。新鞍配老马，尚且需要磨合期，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魏忠贤也感到不对劲！自然想找机会试探一下。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一日，已沉不住气的魏忠贤便先施一招，以作试探。他给崇祯上书，乞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交还印信等等。魏忠贤先出此招，也是有原因的。几天前，崇祯帝见魏忠贤、王体乾侍立在侧，便随口问起魏忠贤立枷毙人之事，大概是崇祯帝想起了魏忠贤以往用事，动辄以立枷示威，前后被毙杀者以千计之类的往事。崇祯帝此语一出，王体乾立即解释道：
“立枷之法，只是对那些大奸大恶、王法不能治服的人才用！”
崇祯帝听后，默不出声，好久才森然说道：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仍觉得此举过于残惨，非国家盛事。”
崇祯帝此番言语，虽没有直接批评魏忠贤等人，但其不悦之情也十分明显。于是，魏忠贤不久便提出了辞呈，以试探虚实。
大出魏忠贤意料的是，崇祯帝不但没有批准，反而还好言相劝，极力慰言了一番，让魏忠贤安心任职。魏忠贤这一招如同打在棉花上，没发出力来。
不过，稍后的一件事却让魏忠贤更不安心起来了，即崇祯帝命奉圣夫人客氏搬出皇宫。这位客氏是天启朝宫中一位十分了不得的人物，魏忠贤能有后来这种局面，客氏功不可没。据说客氏在临出宫前，起了一个大早，素衣哀服，到天启帝的梓宫前拜别。她拿出一个用黄龙袱包裹的小盒，内装天启帝的胎发、痘痂，以及累年剃发、落齿、指甲等等，在灵前焚化，放声大哭。
对客氏的出宫，魏忠贤自然不太愿意。倒不是魏忠贤还想依仗于她，事实上此时的客氏也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是魏忠贤从中嗅出了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所谓一叶落而知秋。不过话又说回来，崇祯帝令客氏出宫，也不算过分。严格来说，以客氏的身份，她早就不能留在宫中，先前只不过是由于天启帝的眷宠，她才得以破例长期留住宫中，享受特遇。现在既然已是崇祯帝当朝，让她出宫也未尝不可。更何况她在京师的住宅，也不比那些王宫豪宅逊色。出宫以后仍是富贵荣华。
崇祯帝的这一着，说起来也真是阴毒。在场面上，客氏出宫，合情合理，似乎也与魏忠贤没有多大关系。而实际上，人人都知客魏两人关系非常，动客氏就是碰魏忠贤，是让魏忠贤觉得难受，却又不好说出来。
魏忠贤也自然明白其中的关系。他必须继续出招，试探崇祯帝。
九月初三日，魏忠贤上书乞请免去户部丧礼香蜡银30000两，崇祯帝立即同意，下旨执行。
九月初四日，司礼监太监王体乾也向崇祯帝提出辞呈，却遭崇祯帝拒绝。崇祯帝对王体乾进行一番劝慰，并令他安心留职。
崇祯帝的应对仍然是如此不温不火。他有条不紊地做他该做的事。他追谥生母刘氏为孝纯皇后，以示尊亲之意。他册立信王妃周氏为皇后。他还追尊皇父的选侍李氏（即前述的东李）为庄妃，以报答她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过，此时的崇祯帝，虽仍不动声色，但似乎也在寻找机会，敲山震虎。
依崇祯帝当时的处境，他大概不会先去主动出击。皇兄生前的谆谆嘱托使他多少有些顾忌：皇兄尸骨未寒，而生前重臣就遭贬逐甚至杀戮，情理上说不过去，别人也难免会有忘恩负义之类的看法，以至于留下口实。而且，崇祯帝当时孤身一人入主宫中，不仅周围全是魏氏党羽，就连朝廷上下也多是由魏忠贤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保都成问题，哪敢贸然出击？他刚入宫时的那种恐惧之感，至此仍未彻底消除。他于不声不响之中，暗暗地把信王府中的太监调到身边，并任命旧侍徐应元入司礼监，委以重任。其防范之心，丝毫不敢放松。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敢轻易动手么？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