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见此情形，急忙商讨对策。
崇祯八年（1635）八月，朝廷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特赐尚方宝剑，可便宜行事。
朝廷还给洪承畴、卢象升的任务作了分工。洪承畴主剿西北，卢象升主剿东南，如遇农民军再入陕西，卢象升则进关合击。同时，朝廷分别任命戴东旻、苗祚士和史可法为河南、湖广、南直隶监军御史。
卢象升被推到了督师的位置。在明末这个悲剧时代，此次任命预示着他后来的悲惨结局。
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人。天启壬戌科（1622）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得力能干再升大名知府，迁山东副使。崇祯二年（1629），因京师危急，募兵勤王。后金兵退后，再迁天雄兵备。当时正逢农民军由山西进犯河北，卢象升积极备战，虽身负重伤，但仍能多次退敌，立下战功，被农民军称为“卢阎王”，博得声名。崇祯七年（1634），卢象升被任命为郧阳巡抚，调赴湖广。任职期间，卢象升如日中天，声名远扬，并于次年五月被提拔为湖广巡抚。至此，卢象升终于升为五省总督，不久又升为七省总督，与洪承畴一起，成为围剿农民军的两大台柱。
当时卢象升手中的兵力，主要是湖广主客兵约2万人。洪承畴在陕西，也是捉襟见肘。崇祯帝为增加兵力，竭尽全力。他先调兵7万，参加围剿，后又增兵2万，而且还从辽东前线抽调精锐之师参战。
为了配合剿灭，崇祯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他甚至在此年的十月，破天荒地下了一份“罪己诏”，摆出一些难得的姿态，来收笼民心。
崇祯帝这一切，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剿灭农民军，腾出精力来对付关外的后金。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擒杀高迎祥
面对朝廷的凶狠之势，农民军又是如何应对呢？
杀入河南的农民军，到处出击。一部自河南府的嵩县（今嵩县）杀到汝宁府的郏县（今郏县），再进入开封府的禹县（今禹县），围攻密县，后又放弃，撤围而去。进入汝宁府的农民军，围攻信阳州城失利后，又退而南下，攻湖广的孝感、应山。蝎子块的农民军数万人围攻颍州，大败官军于瓦店集，俘虏总兵张全昌。然后挥兵南下，一路杀到湖广境内的蕲、黄地区，经宿松进犯南直隶安庆府境，进攻潜山、太湖。另一支部队则杀入庐州府，犯英山、霍山，进扰舒城。
张献忠部似乎留在了河南西部地区。
留在陕西的高迎祥、李自成部也东西出击。高迎祥率部西掠，进攻武功、扶风，围扶风城1个月而未下，明援兵至，主动撤出。李自成则东击，攻富平、三原以东。十月，李自成与官军总兵左光先、王世钦和副将曹变蛟大战于高陵。
此间，李自成部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给李自成惹下了麻烦。
当官军与李自成部在醴泉相持时，李自成手下的得力干将高杰，竟投降了官军。据说，高杰也是米脂人，深得李自成宠信。而李自成妻邢氏则骄武多智，掌军资，负责分支粮仗。不想日久生情，两人私通。至此，高杰担心事情败露，难逃劫运，便挟持邢氏叛降官军，给李自成带来了不少麻烦。
高杰之叛，使洪承畴大喜过望。洪承畴亲自追剿李自成，大战于渭南、临潼。李自成屡败之后，向东撤逃。
此时高迎祥也受官军压迫，不断东撤，经华阴山中，与李自成会合。然后合力东击，攻破河南卢氏县境内的朱阳关，于十一月份与张献忠等部合营于灵宝。不过，也有人说，李自成根本就没出过陕西。
合营诸部随即猛攻阌乡，击败左良玉、祖宽部，进而攻陷陕州，并东击洛阳。
河南巡抚陈必谦率左良玉立即增援洛阳。攻城受阻的农民军放弃洛阳，分兵进击。
张献忠部南犯汝州府，至嵩山、九阜山，被总兵祖宽击败，死亡千余人。张献忠率部撤走。朝廷称之为“汝西大捷”。
高迎祥等则走偃师、巩县，被从汝宁赶来的祖宽大败于白沙、龙门。这支部队便南下汝宁府，围新蔡，攻遂平、确山、光山，最后被总兵祖宽大败于确山。
卢象升曾于此年底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描述了闯王高迎祥部的一些情况。他说：
“二个月来，奔命于汝、宛、河、洛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但尚不是荡平胜著。必须于崇祯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灭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
他接着介绍了闯王高迎祥一部的情况：
“闯王之贼大约七万余，妇女约一二万，丁壮约一二万，精骑约三四万。此贼不亚安（安禄山）、史（史思明），朝廷或许还没有详细了解。此前曾在陕西与洪亨老（洪承畴）大战三次。近来入豫，我与他也大战过两次，擒斩死伤逃散约两万人，至今尚存五万，依然是劲敌！”
卢象升还点出了他的担忧：
“其余五六股贼众，见剿兵渐集，纷纷与闯王合营，势力更大。现在闯王诸部，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十分危急。因此，我正星驰而南。”
卢象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等部正向凤阳方向杀去。
闯王高迎祥在确山被击败后，有人说他曾一度回到陕西，开年后重新杀出。更有人说李自成根本没有与高迎祥一起杀入河南，而是始终留在陕西。意见很不统一。
现在看来，李自成是否与高迎祥一起杀到过河南，确实还有疑问，但高迎祥在崇祯八年（1635）十二月确山之败后，没有重回陕西，而是直杀东部，这大概可以确定。确山之败后，与高迎祥一度合营的老回回、蝎子块曾杀回陕西，被洪承畴部击败于临潼，南入商洛山间。或许是有人把这部分农民军误认为是高迎祥部了。
崇祯九年正月，闯王率部从河南汝宁府的固始、光山杀入南直隶境内，攻击庐州城（今合肥），阎雄率边兵急救庐州。农民军转而攻下巢县（今安徽巢县，属庐州府）、含山（今安徽含山，属和州）。
接着，农民军冒风雪攻占长江之北的和州（今和县），杀知州黎弘业等。一部分农民军沿江东击，攻打南京之北的江浦（今江苏江浦）。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急派兵防御，农民军退却。闯王、张献忠等7家数十万人则联营攻打滁州。
滁州知州刘大巩拼死固守，城防危在旦夕。卢象升闻警后，立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副将李明辅等飞驰滁州城下，与农民军展开激战。最后，农民军被击溃，尸伏无数，滁河水赤流数里。
吃了大亏的农民军急速向凤阳、寿州方向撤退。官兵沿路邀击，农民军损失惨重，开始分路向河南境内溃退。
卢象升急速追入河南，布置各军围剿，一时河南境内，杀声震天，血肉横飞。农民军最后逃入南阳府的内乡、淅川山中，卢象升奈何不得。至此年三月，闯王等又纷纷杀回陕西。
围剿的中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陕西。
朝廷起用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出任巡抚后，锐意进攻。其副将罗尚文击杀整齐王于商洛山中。五月，贺人龙又于安定大败李自成部。
六月，总兵祖宽等率精锐边兵进入陕西作战。
七月，孙传庭、洪承畴率部追击闯王高迎祥于盩屋（今周至），双方展开激战。后因部下叛变，高迎祥被俘，被送往京师，寸磔而死。
高迎祥之死，对陕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农民军首领张妙手、蝎子块向朝廷投降。李自成部也在崇祯九年九月在汉中失利后，杀入四川，至崇祯十一年（1638）初才重回陕西。但不久李自成部连遭败绩，于此年八月重新躲入川、陕、湖广3省交界的山区，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冬才突然杀出，进入河南。
活跃于河南、湖广、安徽地区的张献忠等部，至崇祯十年底（1637）也遇到了困难。
崇祯十二年（1639）初，张献忠在湖北谷城接受朝廷的招抚。射塌天、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过天星、紫微星、一字王等纷纷投降。
此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又重新反叛。李自成也于崇祯十三年（1640）冬钻出山区，重新发展，直到最后掀翻明朝。
有关李自成、张献忠的详情，将留在后面叙述。这里先说说崇祯帝即位近10年来，大明朝为何弄成这种局面。
第六章 罪己诏空空荡荡的国库（1）
崇祯八年（1635）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步，即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初三日，崇祯帝移居武英殿，并令文武百官一律于各自官署、内阁大臣一律于朝房住宿，日夜值班。同时下达“罪己诏”。诏云：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
对一向自信刚愎的崇祯帝来说，能下这样一个“罪己诏”，真是难上加难之举。假如联想到他即位之初的那种抱负和自负，更可体会到崇祯帝此时的心境。
那么，一向被认为是中兴之君的崇祯帝，登基8年后，何以把帝国弄成这种样子呢？
这确实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300年多年来，有关的说法实在是太多，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大明帝国至此已是积重难返，没有不亡的道理。
前面的叙述，多是刀光剑影，讲的是朝廷与外夷内寇的征战，及被动挨打、屡战屡败的过程。至此，让我们看看崇祯帝统治的大明朝，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这些症结又是如何把大明朝推向深渊的。
空空荡荡的国库
朝廷的财政状况，是一个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
崇祯帝接位时，朝廷的财政已呈崩溃之势。这当然不是崇祯帝的错。其实，早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时，朝廷的财政已很难支撑。幸亏张居正这位理财能手，竭尽全力，才初步扭转了急剧恶化的财政局势。到张居正逝世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尚有不少盈余。也正是有这些盈余，朝廷才经得起万历帝这么多年的折腾。而张居正之后，朝廷的财政局势又重新呈每况愈下之势，至万历后期已很难扭转。
至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帝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都已到了崩溃的地步。上上下下都嚷缺钱。
那么，大明朝到底有没有穷到这种地步呢？如果确实穷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按理说，明朝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口增多，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规模，都要超过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财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弄到崩溃的地步，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明朝赋税体制的前后变化。
明代前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是以本色（如米、布等实物）为主，再辅之以劳役征发。这与朱元璋的立国思想是分不开的。依朱元璋的初衷，大明朝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以农为本当然是大前提。天下的臣民，都立足于土地，男耕女织。朝廷则对天下的土地和户口进行直接而又严密的控制，保证财政行为的连续性。财政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可以说既简单又稳定，那就是土地所有者按税则交纳实物，成年男丁承担大量的徭役。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明代前期，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系，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基本上还能维持。
但至明中期开始，这种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统元年（1436）开征的金花银，把南方诸省400万石米麦改折成白银征收，开了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过渡的先河。从此以后，货币赋税的比重越来越重。至万历初张居正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更使赋税征收全面货币化，劳役征发的比例也大大降低。明后期的财政体制已逐步转化为货币财政体制。简而言之，朝廷从前所征的实物、所役的劳力，现在大部分改成征收货币。
这种财政体制上的转化，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转变得好，也不应出什么问题。但问题恰恰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转变没有能够取得成功。说得白一点，就是旧体制下原有的优势在转变中失去了，而新体制却没有解决好旧体制下原本存在的问题，更没有发挥出应该具有的优势及其效用。
朝廷的财政要不发生危机，至少要能做到两点：一是要把该收的钱如数收缴上来，二是要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而明后期的财政恰恰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都出了问题。
要能把朝廷该收缴的钱都如数收上来，环节当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稳定的纳税人，就是说，该交纳赋税的人要愿意交纳而且要交纳得起才行，同时还要保证交上来的钱能如数流入国库，不被贪污挪用。
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土地是最大的一宗财产，自然也是朝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