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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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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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么?”    
    话说到这分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而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猝死的泰昌皇帝

    泰昌帝似乎是天生的命薄福浅。他才过上几天大富大贵的日子,就竟然得了重病,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泰昌帝即位时已是39虚岁。这在平均寿命要远远低于今天的明朝,虽已是不算小的年龄,但也绝对算不上太老。大臣们总指望他能当上几年的皇帝,顺顺当当地过上一段日子。没想到他即位不久龙体就出了问题。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骤遇放松,反而乐极生悲。    
    泰昌帝自万历十年(1582)出生以来,就没过上顺心的日子。他虽是万历帝的长子,但其母亲原本是慈圣太后慈宁宫里的一位宫女,地位低卑不说,其年龄也要大于万历帝,更无相貌、才华或者是家庭方面的优势。当时年轻的万历帝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才青睐她过一次,没想到她竟生下了后来的泰昌帝常洛,拔了头筹。对于这对母子,万历帝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也实在谈不上什么亲情,态度自然也就十分冷淡。    
    泰昌帝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幼儿时代,他虽不十分懂事,但也能多少感觉到父皇的冷淡甚至歧视,而同住宫中的郑贵妃及其儿子常洵(后被封为福王)却从父皇那里获得了宠爱,耳闻目睹,对他也多少有些刺激。懂事以后,泰昌帝逐步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知道宫外有许多同情他的大臣们正在冒死维护他的权利,与父皇抗争。他当然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惟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招来麻烦,给不喜欢自己的人留下什么把柄。30余年来,他没出宫城一步,犹如紫禁城中的一位囚徒。长期的压抑,使他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他在宫中,就是一个木偶似的人物。没有万历帝的旨意,他绝对不敢去做任何事,甚至常常要说些违心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时,当时尚是太子的泰昌帝,虽明白外廷一些大臣对他的苦心,但在朝臣面前,他也只能顺着万历帝的意思说话,甚至还严责他们是想让他做不孝之子。其苦衷又有谁知?直到万历帝病重临终前,太子尚慑于父威,不敢进去侍候,只得在乾清宫门外急得只打转。后来还是在杨涟、左光斗等人的鼓励下,才敢进宫尝药视膳,侍候过一次。位尊太子,年近40,到这种时候尚且如此,可见他在宫中的日子是何等的难熬。    
    当万历帝一死,局面顿时改观。泰昌帝从一个囚徒式的太子,一下子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这种地位的骤变,对于一个压抑了近40年的人来说,在心理上恐怕是难以承受的。犹如一根长期受挤承压的曲木,突然间负重全释而很容易折断一样,泰昌帝当时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声色方面,泰昌帝也似乎过于放纵了一点。在做太子时,慑于父威和当时的环境,泰昌帝是丝毫不敢越轨的。而即位之后,约束全无,泰昌帝似乎要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郑贵妃为了尽释前嫌,一次就给泰昌帝进美姬8人,泰昌帝照单全收。郑贵妃还请泰昌帝册立他最得宠的李选侍(西李)为皇后,而这位李选侍也不忘郑贵妃提携之恩,竟向皇上请求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最后只因大臣强烈反对而作罢。泰昌帝与郑贵妃之间,至此已是母子亲情融融,全无往日的怨恨,由此也足见郑贵妃对这位新皇帝的需求是摸得何等透彻,手段是何等精妙。只可惜那位可怜的泰昌帝,全不懂久饿之人不可饱食、久渴之人不可牛饮的道理,遂至不可收拾之境地。    
    泰昌帝病倒后,自知病势凶猛,回天无术,便先后两次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人。至九月初一日,泰昌帝驾崩,距登基之日仅一个月而已。    
    泰昌帝的暴卒,令朝廷众臣措手不及。明朝政治重新陷入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了魏忠贤的擅权。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移宫案与红丸案

    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宫。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宫,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宫,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燝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宫上下无人应答。刘一燝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宫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燝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宫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但为防止皇长子落入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宫,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宫,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宫,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词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宫,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作决断,搬出乾清宫。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大学士中,刘一燝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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