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相对于名分上的管理者——远在故国的南海都督府来说,还是掌握了近在咫尺的陆地上,大量土地人口和资源的岭西行台,将是这些海外势力之上,相对超然的监督和制约力量。
当然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家从最终意志的出发源头来说,都是以我为主导,但是为了体现某种“客观公正相互制约”之类的幌子,组成一个驻地为耶路撒冷的联合协调机构——长史府。
只要是通过这个机构发布的,所有被认定为是,损害到广大海外唐人利益的行为,将遭到包括附庸藩属在内的所有海外势力一致讨伐,
相应配套法规也在逐条逐款的议定出来,将分为陆地上和海上两种适用程度和标准,大体上略微不同的行为准则:即在陆地上使用岭西行台的律令章程,在海上及水中之土(岛屿),则行南海都督府之职权。
然后又分为适用老唐人、土生唐人和荣誉唐人,以《唐律》为基本纲要辅以所在地风俗传统法,相对精细的内部条款。
以及针对大多数归化人的普遍性条款,各大军州可以因地制宜的进行修订,然后报备行台和都督府即可,以适应当地的发展需要。
这也是首次以成文典章的形式,对于藩属、义从、归化族类等,这些长时间处于国家统治和法律边缘,所谓灰白之间的从属族群,及其生产生活和社会行为所产生的,注入社会地位,财产处分,经济权益,司法管辖和适用,进行了细分和归类,并且在这些阶层中建立一定秩序的上升通道,
并且按照新呈文的统治秩序,虽然比不上内法所界定的大唐国人待遇和条件,但是在对外的交流往来中,这些附庸势力还是具有相对的便利和优先权,如果实行得当,等于是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培养出数以百万计心向大唐的潜在国人。
一旦出现扯皮的状况,我将直接动用基本的影响力,快刀斩乱麻式来加快进程,这不仅仅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虽说对于这些多少习惯了自行其是多得方便的海外军州来说,纳入一个大体系下受制于人多少有些不适应,但是拥有了一定的基业和财富之后,更有秩序和章程的发展模式,更加符合那些孤悬海外的既得利益阶层渴望。
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相对的自主权换取来自陆地上的强大后盾,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南海都督府所控制的经济命脉,以及岭西行台所具有的实力就是最好的保证。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纵横海上的生活,但是作为人类生老病死的基本需求,还是大多得回到陆地上才能完成和满足的。
在我所代表的大唐统治力和影响,被船团活跃的空间和距离给无限拉长之后,采取类似羁縻属和正式郡县之间,相对宽松和灵活的管理策略。按照消息传达的时间和远近效率,给予更多的便宜行事和自治权益。
只要这些治下之民,能够官方所指定基本准则的框架内,继续遵守大唐语言文字风俗礼仪法律道德伦理传统文化之类东西,那他们的子孙就可以将这种地位和权益,比较平稳的继续沿袭下去。
这也将成为日后更多唐人海外殖民区域的行事基调。所谓争权夺利传统戏码不是没有发生过,起码也要有了足够的积累和底蕴之后,才可以被考虑和容忍的。
从最初军事上的征服和掠夺,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收割,最后是文化上的同化和吸收,建立起一套循序渐进的行事标准和通用准则。只是后世那个显赫一时的日不落帝国,作为祖上被野蛮人多次收割和换血岛国的历史底蕴有限,也造成了殖民历史的后劲不足。
相比之下,我也有更多的资源和理由,乘势建立起一套以培养和输灌唐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所代表的跨时代优越感和自豪感,进而辐射到众多附属势力中的内聚力和归属感,的核心价值观。
因此在耶路撒冷的期间,我抓们大老远穿过沙漠带过来的,数万本专门印制的书籍和册子,也被散发一空。主要内容,都是浅显易懂朗朗上口,宣传华夏自古以来的文明成就和荣耀史观的,《三字经》《千字文》体裁式的通俗文字。
既可以适用于儿童时期的蒙学,也可以满足充斥在海外船团之中,那些大字不识之辈,旁听附会的需要。虽然这种东西放在在平常光景,下得是潜移默化的水磨工夫,但是在岭西行台跨越万里的威赫军功和着绩,作为强大实力背书和现实对照下,就显得极具心理冲击性和非同凡响的感染力了。
……
灼热的骄阳之下,
汗湿后背的东方希伯来代表,上咸海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新迦南共和国的缔造元老之一的约书亚,站在人群中,翘首以盼有坎坷不安的等待着最终结果,胶着在失望与希望之间,患得患失的心情,让他们无视了炎热和焦渴。
约书亚觉得他这辈子,也没有此刻的如此情绪激荡和波动,他本以为他这一生的热忱和激动,都已经随着花剌子模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希伯来人自治城市,到第四个希伯来城邦——迦南共和国的建立,就已经彻底耗尽了。
因为他所侍奉的那位伟大统帅,更像是来自东方的弥赛亚,他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是遍地涌现的福音和善证之报。
来自耶路撒冷地区,蜿蜒的人群和满载工具成群牲畜,在某种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指引下,来到了这里,
死海西岸的北部山沟中,一些人工造物留下的痕迹,将这些宗教学者苦心积虑追寻线索,引向了终点——一个坍塌的古代洞穴。
被清理出入口的,迫不及待的闯入满是尘土的洞穴中,低矮扁平的洞穴并不算大,而且被坍塌的土石几乎掩埋了一小半,剩下的空间内,几乎是满地满眼的古代容器。
层层叠叠插在泥地上半人高的尖底双耳陶瓶,有部分已经开裂,露出里面干裂麻布卷及其包裹的纸质或是皮质文卷,很快就有擅长古代文字的学者和教士,小心的予以鉴定和辨认。然后他们激动的得出一个结论
那是使用纸草版或是羊皮卷书写成的古代文书,于是一场小心翼翼的大清理活动,自此展开,数以百计残损程度不同的卷轴文献重建天日,最后他们甚至还找到了一小部分用亚麻布包裹起来的,携刻文字和简陋图形的金属版。
然后就像是一个征兆一样,从第二天开始,周边更多类似的洞穴,被发现和发掘出来,不过破损情况和比例的就比较严重了,很多容器只剩下满地和尘土混杂在一起的碎片,
根据死海古卷初步解读的部分记载,大部份学者已经可以初步认定其原收藏者,是当时附近昆兰小区的希伯来隐士团体,他们收集各种书籍,而建立了这个最早图书馆原型。
公元70年,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占领了耶路撒冷,放火烧毁了犹太的第二圣殿。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住在附近昆兰小区的隐士派的犹太人,可能由于携带不便,或为了避免珍贵书卷的毁坏或遗失,将他们一大部分珍贵的藏书,收藏入洞穴,以便保留。
相继找到大概十几个藏有手稿的洞穴,发掘出大量的古卷和其他手抄本,有六百多种,还有残篇碎片数以万计,需要重新鉴别和拼接,才能进行解读。
这些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公元70年间写成的各种古代文献,分别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拉丁文抄写在羊皮和莎草纸上,
包括叙事历史和神话传说,希伯莱文书写的早期基督教圣经,最古老的几个版本福音书,其中以《以赛亚书》最为完整。
其次,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最后,还包括了论礼仪的、历法的、生活守则,以及启示文学等相关文献。
在这些非圣经文献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神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公义国度的着述。
古卷还包括许多主题和体裁,有圣乐、书评、智慧书、律法书、伪经,甚至建筑草图与藏宝书。
比如《安息日献祭之歌》和《十二小先知之书》
其中两卷历经千年竟没有氧化的铜片,上面记载着分布在古代巴勒斯坦各地67个地下隐藏所的名称,及其藏有黄金、白银、香料和手稿的记录。
甚至还找到了一个长达二十五罗马尺的古卷,记述耶路撒冷圣殿的修建情况,后称“圣殿卷”。在《圣殿古卷》共有六十六栏,详细列明希伯来人的要怎样建筑一个理想的圣殿。
其中最完整的,是公元前120年前后,全长7?3米的《以赛亚书》抄本。
当这些发现者,为自己这些天的见闻和精神冲击,已经麻木不仁,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死海岸边进行疯狂的搜寻和挖掘的时候,
执政官约书亚的某位部下,在一个新发现的洞穴之中,见到了尸骸累累惨烈的一幕。
因此他们死亡的姿态是极为痛苦的,一点点的抓着自己的喉咙窒息而死,但是全体尸骸倒下的方向,却是朝向内部,没有一个人表向处对外逃生的姿态。
有人猜测,这些被疑为古代希伯来人的死者,似乎是在用生命来扞卫最后的秘密,将自己和所保护的秘密一起,活活埋葬不知名的洞穴中。
但是除了一个石质的祭坛,什么都没有,为了这个所谓的秘密,这些发掘者,不死心的用锤子和镐之类的工具,敲打着四壁和洞顶,又用水泼洒地面,以寻求有所发现,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位于最里面,一个不起眼的刻绘石板背后的隐藏壁龛,
随着被敲击碎裂的石板,在飞扬的尘土中,一个金色的器物赫然印入所有人的眼帘,也顿时让这些发现者,再次匍匐在地上顿首嚎哭起来。
那是一个用皂荚木制成的古代箱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黄金、白银和黄铜,玛瑙石、亚麻、公羊皮和山羊毛作为内衬和包边,外面全部包以黄金,蚀刻出瓜蔓和初开花苞的纹饰,四角则是四只粗大的金环,被两条贴金的抬棍所穿过。
箱柜上覆盖着一个厚重无比,同样用大量黄金打造的祭坛,或者说是施恩座,二个黄金的基路伯天使,用宽大的双翼相连,形成一个菱形的环抱。
如此熟悉的特征和形制,和古代文书、传说中的描述,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是随着被摧毁的所罗门圣殿,一起失踪的古代希伯来圣物,存放希伯来人作为神选之民身份象征的圣神器物——圣约柜。
因为死海古卷的发现,在场见证的人实在太多,同样也包括其他教派的代表和高层,部分赞助的商人和承担护卫的塞里斯军人,因此在当地发现约柜的消息,用最快的时间,不胫而走。
然后再耶路撒冷城中,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风潮。而对对于城市中的基督徒来说,这些死海文书,同样是意义重大。
巴勒斯坦这块古老的土地,曾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祥地。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将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教的法典、先知书以及诗歌、箴言等都记录下来,编纂成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旧约圣经》。这既是所有希伯来人信仰的起源,也是基督教的信仰基柱之一。
在历史上不乏以圣经为对象,进行历史考证的学者和名人,但是他们的考证事业到最后,基本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圣经写作日期的传统说法,实在是查无实据。换句话说:没有足够的实物证据,可以支持圣经预言确实写在历史发生之前。
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比较厚颜的说法,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件考古的证据,推翻圣经所载的事物。
因此死海古卷之所以能够造成足够的轰动呢,就是因为数百年来的争议,死海卷都给画上了句号。
死海卷发现了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记之外的每一卷。而死海卷着述的时代,是从耶稣之前一百七十年到耶稣之前五十八年,没有一卷写在耶稣之后,显然没有比这个古代文书更加权威的旁证,也更令基督徒高兴的,
最后甚至连穆斯林,都加入这种欢庆的人群中中,因为他们的古兰经,同样出自旧约的神话体系,按照他们最初的经义,在沙漠中建立宗派的先知穆圣,则是继耶稣之后,神临大地的新一代救主和引导者。
所谓闪米特三教的历史渊源,几乎是这片地中海东岸的土地上,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
但是在这一切狂热和欣喜的背后,事实上应邀前来观礼的,安条克大主教孔特诺利亚也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天大的麻烦中,
普通信徒和神职人员,看到的只是圣经的历史和权威性,被进一步的证明和加强。毕竟,如果这些在在得到证实的话,历史上许多因为基督教义上产生的争端,将得到权威性的解答和平息。
在这次发现之前,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传统文本是公元六至七世纪流传下来的马所拉文本,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人们曾担心,在长期口传和传抄的过程中,文本难免发生一些谬误、错漏和抄写者加进去的文句。
死海古卷中《旧约圣经》抄本的发现,不但把最早抄写本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六七百年,同时经过对比研究,也证实马所拉文本确实是具有权威性的古本。
但是另一方面,死海古卷与现存教会经典上的差异,将变成新一轮宗教纷争和对抗,源头和导火索。一旦古卷中有涉及耶稣和基督教的“不实材料”,贸然公开出去会有“亵渎”之嫌。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自己死心塌地所信奉和精研了一辈子的东西,是存在谬误和歧义的,更别说因为传统教典而建立起来的神学体系和逻辑观,牵涉到罗马教廷到君士坦丁教会,数以万计神职人员的利益和立场,不可能心甘情愿的被颠覆或是纠正的。
事实上,他出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了,更何况他不小心已经从旁观者,转变成为这一切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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