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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得承认，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里，以上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存在的。我也曾因此一度惶惑，既然历史越来越搞不清楚，反而被历史搞得越来越糊涂，那作为口述历史的“老舍之死”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庆幸的是，英国口述史学家、口述史学理论专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作者保尔·汤普逊告诉我：“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她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被从事的。”359也就是说，它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是远远超出我的采访本身的。或用一句文艺理论上的话来说，叫“思想”大于“人物”。
汤普逊的这本书“是一本有关历史学家能够如何收集与使用口头证据的实践性的书籍。但是它同样力图激发历史学家们去问他们自己，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对过去的重建基于谁的权威之上？这一重建试图为谁说话？简而言之，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360诚然，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汤普逊认为，历史的社会目的也是相当喧嚣的：过去往往为战争与征服、掠夺领土、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某个阶级或种族对另一个阶级或种族的统治而辩护。对政治家来说，过去则是确立各种具有证实作用的符号的来源。而对于普通人，他们通过历史，是想要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尤其家族史，可以使某个人产生某种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个人的寿命会延续得更长些，甚至在他们死后仍旧可以存活下来。
口述史方法会在社会和政治上持有保守态度的情况下被经常加以利用，或者在实际生活中被大力推行。361口述史当然也可以成为改变历史内容和目的的手段。它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究领域。但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汤普逊把整个权力结果描绘成是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过去。362事实上，早在一次大战时期或追溯到19世纪末期，口述史的应用已经直接为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源。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常历史的社会目的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中去理解过去。口述史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因为证据往往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有这样做，口述史才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363口述史“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同样，口述史对公认的历史神话，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364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365现在，口头资料来源已经被更经常地用于两个有限的目的。第一，对于非常新近的政治事件的研究，这些事件不可能通过文字记录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其次，还有传记。这两个目的在我从事“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和稍后的《老舍传》的写作中，都显而易见地会遇到。因为缺乏其他可靠的文献来源，我被迫从一开始就诉诸访谈。并“‘迅速地转而欣赏访谈的无穷价值。它们证明不仅是一种对更好信息来源的填补空白式的替代物，而且自身就是有着相当独特价值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它证明有可能构筑起范围丰富得多的‘对人的了解和洞察……他的美德和邪恶，以及人如此经常地是硬币的正反两面的范围。”366我通过自己的田野作业，从实践中切身感觉到，历史研究的单一触角已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延伸，它可以综合其他学科的优势，像“老舍之死”的调查采访，不就是在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搜集口述历史？不是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特征？
那何以至今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内部一直得不到充分认可呢？我想，主要原因是那些“主流”的史学家们不肯从“文本解读传统”的“老古玩店”里走进“田野”，致使口述史研究在史学内部处在“隐而不彰”的尴尬地位。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批文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先期“自觉走向田野，铢积寸累个人化的口述题材，经过多年努力，已至少在局部构成了对主流文本叙事的质疑和挑战。”367正如汤普逊所说：“尽管口述史还有着许多顽固不化的对手，在私下里，还有许多人继续对口述史高声叫骂，但人们主要争论的已经不再是用不用口述史的问题，而是如何把它用得最好的问题。而且，人们已经更普遍地认识到，所有历史证据是怎样被个人的感知塑造出来的，是怎样通过各种社会抽取出来的，这些证据所传达的正是有关偏见和权力的各种信息。在这种双重的意义上，历史的本质正是被历史学家长期回避的问题。”368口述史的操作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在《谈谈如何培养历史学者》一文中说：“一般说来，……每一位先生，每一位肯思考的人，都是资料的搜集者，都是探求资料和实际的历史学家。”369这在美国似乎已变成了现实，经过5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口述史学早已不仅作为一门历史学研究的分支，而是成为“人皆用之法，因为它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70在十余年不间断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我意识到，口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需要口述者与采访者共同完成。采访者不能仅仅是往受访者的对面一坐，按下录音机的按键，事后整理出文字就完事大吉；口述是对文献的必要补充，像有些身经某些重大事件的老人，本人不长于写作，无法留下文采飞扬的自传或回忆录，以口述的方式，把他的经历见闻记录下来，自然可补史传之阙；选择受访者应极其严格，他必须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亲闻者都不在考虑之列；口述者事先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理清思路，不能不负责任地信口胡说，误导历史；记录者不仅要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在现场认真录音并适当作笔录，更要在事后努力做好查证的工作；要注重把访谈本身当成一种历史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采访的完整与系统。“口述史学家应该是个好听众，而信息提供者也应该是个积极主动的帮手。”371
口述史的发生（12）
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实在是一本在理论上引导实践者从事口述历史实际操作的难得的指南。国内还没有一本与之类似的口述史理论专著。
汤普逊认为，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史学研究，“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在某些领域，口述史不仅能够导致历史重心的转移，而且还会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族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这样，历史写作本身的范围就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其社会使命同时也会发生变化。简言之，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君王的编年史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了。”372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作业，它既可以以个人的课题方式，也可以以群体的课题方式来完成。最简便和初级的操作是，挑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拿起录音机就可以了。因为，“它所依赖的是言语，而不是有着更多的要求和限制的书写技巧。而且，录音机不仅允许以口语的形式来记录历史，还允许通过言语来展现历史。……如果各种词语都可以别具一格地表达出来，那么所有过去反而会表现的更有味道。它们使历史具有了生活的气息。”373而且，“磁带是比最忠实的访谈者的潦草笔记或者填写表格要好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记录，而会议的官方备忘录是更差的记录。……录音磁带作为证据的独一无二的有效准确性毋需什么争议，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就是在磁带上失足的。”374不难看出，汤普逊似乎更愿意相信口述史的口头证据。他说：“如果口头资料来源确实可以传达‘可靠的’信息，那么，将它们当作‘另一种文献’来对待，就是忽视它们作为主观的、言谈的证据所具有的特殊价值。”375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历史学家保证可信的历史文献，“文献最初是如何出现的？真正的作者是谁，这就是说，除了他的名字，他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是什么类型的人？他在写作它时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一位大使的报告……会送回国内那种他知道他的政府要听的信息……一份报税单给出了对真正财富的公平描述了吗，或者说在个人这方面将不存在隐瞒他所占有的财富规模的倾向……”或者在使用来自一位作者或报纸记者的“激动人心的现场报道”时，“我们怎么才能确定他事实上从未离开过他的旅馆卧室？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问题，即使历史学家就他们的原始资料来源时时刻刻要问的那种问题：这些问题是他的基本专长的一部分。”因而，就文献证据与口头证据的可靠性来说，他对后者更自信，特别是当这些证据来自一位历史学家自己的田野作业，而不是来自文献时就更是如此。376然而，汤普逊对于口头证据过分自信了。我通过对“老舍之死”的采访与考证，发现无论对于钦定的历史文献，还是我——一个非历史学家由田野作业亲自得来的口头证据，都不能绝对相信。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来源而已，只能相互补充或印证，无法相互替代，更无法相互超越。所以，像唐德刚在做《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时那样的资料考证功夫是值得肯定和称道，并且是必须的。
因此，口述史的“田野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在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掌握人际技巧和社会技巧，同时也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口述史课题需要一系列技巧，这些技巧不是由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专家或写作好手独占的，它可以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提供合作。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智力，而且有时也能够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377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老舍之死”的田野访谈实践，从最初不仅不自觉地与汤普逊的理论相吻合，而且，从1993年访问第一个“老舍之死”的见证人——老舍夫人开始，就符合严格的口述史操作。现在，我也有资格做总结了。这些操作程序说出来既简单又复杂：第一，先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主题，这是至为重要和关键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课题或主题是否能给历史带来实实在在的贡献。当然，这最好是一个可以长时段进行的课题或主题。如克罗齐所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378第二，尽可能多方搜集并熟悉有关这个课题的文献档案材料，同时，寻访和联系与事件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历史见证人，以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因而，“首先，对记忆混乱或记忆受损的人做记录是没什么用处的，对那些沉默寡言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其次，关键问题在于某个人直接的个人经验，而不在于他所拥有的正式地位。”379第三，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以访谈的形式，当然是倾听者的姿态，努力挖掘受访者的深层“记忆”。访谈要想成功，当然得掌握技巧。“他必须具备某些素质：他不仅要关心对方，而且要尊重对方，要能够灵活地应对他们；他需要对别人的观点表示理解和同情；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愿意坐下来静静地听。”“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被访者比自己知道得更多的时候，访谈才能够进行。”380但这会随着采访次数的增多会有所改变，“那就是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就越希望从访谈中得到有意义的历史信息。”381所以，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不同的受访对象，要采取不同的访谈技巧，以适应受访者的个性。但问题的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变得全知全能，有时揣着明白装糊涂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从原则上说，你越清楚什么问题值得去问，怎么问最好，你从任何被访者那里都能获得越多的东西。”382汤普逊实在是个教授如何进行访谈的好老师，他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窍门，具体到了细节：“在访谈中，你自始至终都要表现出你的兴趣。不要不停地说‘是’——在录音里会听起来很蠢——其实，你可以学着像人家那样谈话、点点头、笑一笑或扬扬眉毛，用赞同的表情看着被访者。你必须非常清楚访谈进行到哪儿了，尤其要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这需要敏捷的记忆力和集中的注意力。……对某些被访者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把比较微妙的问题留到访谈的最后。如果你想得到的答案是绝对重要的，那也要等到最后，或许还要关掉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