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殖鲎忱吖蟮奶啤！墩炱煜隆访荒艹晌仙峄�40年文学创作之功的压卷之作，没能为20世纪中国的小说创作奉献一部有理由认为是杰作的名著，实在是太可惜了。
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
现在，可以在幽默的话题下回答以上的两个设问了，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的自杀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如前所述，老舍怕旁人对他的“幽默”产生歧义，才写了《“幽默”的危险》。“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605但他坚持把幽默看成“伟大文艺的特征。”便执意要“幽默”下去了。
不过，老舍对别人执意要把“幽默”的标签戴他头上，仿佛他除了幽默文章再不会写别的，或再不该写别的，而不真正了解他幽默的个中三昧，心里并不舒服。他在1935年写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即可换成一个题目叫“为幽默辩”。初看文题，谁都会以为这是写对又一年春景的印象、感受之类。但它却是老舍勾描的一幅“写家”自画像，同时也是一份自白书，少不了几分“辩白”。尽管他明白“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他还是想努力将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同时也使读者把他看得清楚一些。
表面看，文章依如老舍一贯轻松的幽默笔调，但读来感觉并不怎么轻松。因为老舍要说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默后头的，而这后头的幽默不但不轻松，有时往往还十分沉重。或许还有人在老舍的幽默里看出了他语言里不动声色的“损”。用老舍的话说就是，“一件事总得由两面瞧，是不是？”
能想象吗？他一上来先声明，他的爱笑是因为“悲观”。谁会信一个人幽默是因为“悲观”呢？“悲观”了还会“乐观”地活着？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老舍。幽默是他一种别样的武器，他从来不想也不会板起面孔阐发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他的性格像母亲一样是“软中硬”的，他的幽默也一样，壳是软的，核却常常十分坚硬，甚至扎手。他从来没有过“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式的幽默，也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他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
前边已经说过，“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似乎就成了不该再幽默下去的理由。所以才有了鲁迅对林语堂式“幽默小品”的“讥诮”。虽然老舍的幽默或许更多属于鲁迅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还是有许多人不理解，觉得正像鲁迅所说，“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所以，老舍不去直接辩白对人们叫他“幽默的写家”这个称谓的“荣”与“辱”，他只管写就是了。因为要说文学有用，“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7）
老舍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能幽默的理由，像“对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做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青一些。”“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势’。”另一方面，也软中带硬地谈了对文坛的看法，像“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正是从这一点，他尤其反感“权威”、“大家”、“大师”一类“老气横秋的字眼们”。他“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606事实上，老舍的“幽默”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607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悲观的好处在于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608老舍最后的自杀正是如此，一方面，他悲观，但他爱生命。另一方面，当生命让他再也爱不起来，对生命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即到有朝一日非死不可的境地，那就只好死了。这不是说老舍把死看得很轻，而恰恰是他把生命看得很重，重到“不肯以身殉道”。
但正像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所描述的，“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换言之，也就是“生命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老舍时常透过小说流露出的对生活的悲剧认识，像短篇小说《五虎断魂枪》的引子：“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意即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无法改变时代的更迭变迁所带来的命运安排。一下子便显出一个悲剧的模子——“今天”的“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早把沙子龙在江湖曾经的一切都变成了昨日梦，“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因为“这是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也就是老舍说祥子的“生不逢时”。而这又何尝不是老舍笔下一切想和命运抗争的小人物们所经历和遭受的“愚蠢与残忍”？
这倒提醒我可以把老舍《“幽默”的危险》和《诗人》联系起来看，老舍之所以感觉到“嘻嘻哈哈”的“幽默”的危险，正在于“生不逢时”，同“诗人”只被人误以为是“囚首垢面”的“怪人”、“狂士”、“败家子”，如出一辙。反过来，也正如只有“诗人”才敢在战乱祸患之际“身谏”、“投水”、“殉难”一样，非“正人君子”的幽默者面对“意识正确的战士”的“革命”时，真的能连死都看轻。“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确不一定。”609老舍最后无异于是拿死在他艺术人生的舞台上挥洒出悲剧的落幕，是一曲用死亡书写的深刻的生命幽默。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1）
母亲的因素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所说：“或许有些历史事件注定了就是要对我们永远都成为问题的，但它们却始终是我们的问题，并且将永远都是；而它们那绝对不可解决性，如若我们好好加以考虑的话，其所涉及的就不止于是一种用词上的自相矛盾而已。”610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也说：“在每一种历史原因里，都有某些东西是我们在物理的或生物的原因中所找不到的。不仅有一般的原因，而且也有我们所说的‘动机’。当然，‘动机’绝不是和原因对立的，而是原因的一种特殊的形式。”611简单说来，老舍投太平湖自杀的“动机”和“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老舍的自杀。换言之，老舍自杀的“动机”无庸讳言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老舍之死的“动机”，与挖掘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分不开的。同理，老舍自杀选择太平湖的“动机”，也要从他之所以要投太平湖的“原因”中找。
记得在某个材料中看到这样一段介绍性文字：太平湖位于北京新街口豁口外，因其地址叫太平庄而得名，太平湖由四个大小不一的湖面组成，1956年以前这里芦苇丛生，腥气熏人。在片片污水中苇子长得二三米高，苇塘北岸是一片冷落的乱坟岗子，称之义园。在1936年绘制的地图上称之为贡家苇塘，195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兴建贮水湖，半年后修成一个葫芦状的人工湖，附属海淀区人民公社。在葫芦的腰上横跨一座木桥，使整个湖面分为东西两湖，东湖水面较小，西湖则很大，湖中心偏西处有一湖心岛，岛上长满芦苇，无数叫苇渣子的水鸟栖宿在这里。东湖北面栽植了许多杨树，木桥的南面是快三角地，这里种植着桃树、丁香和各种灌木，与南面的荷花池构成了太平湖公园最美的一角。湖边的树荫则是近邻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复习功课的好场所，电影《水上春秋》为我们了解太平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那里边很多场景是在太平湖拍的。612舒乙考察了老舍的全部作品，没有找到太平湖这个地名。简单的理由大概是，“太平湖”这个地名是后来的事。但从老舍的经历看，他是熟悉这一带的。1920年9月至1922年9月，在担任外城北郊劝学员的整整两年时间里，他办公的地点就在德胜门外的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德胜门外，对太平湖该不至于陌生。舒乙的推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他在老舍投湖自杀过去十二年后，在偶然一次翻阅老北京地图时，“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亲爱的老母了。”613他的生命是母亲给的，当他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在另一个世界里，母亲的怀抱依然是最好的归宿——“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但令老舍刻骨铭心的是，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614而太平湖通往另一个世界，想到这儿，他要去陪伴母亲了。
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是特为纪念母亲辞世而作。老舍在婴儿期丧父，跟着妈妈长大，对母亲的感情格外深切。最重要的，是“并不识字”的母亲把“生命的教育”给了他。“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615“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616老舍笔下的这幅母亲像，并不是一幅精细的油画，而只是白描的一幅黑白速写：她靠给人洗、缝补和裁缝衣服养家，终年没有休息；她爱干净；她豪爽好客；她刚强，并不软弱，有着“软而硬的个性”617。事实上，由老舍描写母亲的性格，也明显写照出他本人的性格。比如，他像母亲一样，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618他甚至把这种“软中硬”的个性，返回头来对付母亲。23岁时，母亲要他结婚。他楞是驳了母亲的面子。“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619从这之后，每逢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是这从娘胎里带来的“软而硬的个性”，使老舍做出了命运的抉择：1912年，为了升学，背着母亲偷偷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22年，辞去北郊劝学员；1937年，抛妻舍家，奔赴大后方，成为“文协”抗日大旗下的一名“小卒”；1949年，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最后不甘屈辱，投进太平湖，都彰显出老舍“软中硬”的个性精神。
“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老舍还在青岛赶写着长篇小说《病夫》。全民抗战的烽火，使他深感“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随着时局的动荡发展，当他每每看到在“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下，“一面是为国牺牲”的“张自忠们”，而“另一面是逍遥世外”620的“祁老太爷们”，便痛心疾首。他像鲁迅一样，痛感并要深入警醒地挖掘出蚀刻在国民肌理骨髓的精神劣根，就在于“他们的不放心处只在自己与家小的安全，只求个人与家属能趋吉避凶，其他的事情可以一概不问。”621他要以一管文学写家的笔拼命地奋起呐喊，“喊动深山僻壤，喊遍了全国，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喊动，把每一个睡着的唤醒；然后我们才能掏出全力，跟敌人拼个我活你死。”622“男儿本该为国死，/莫念妻子小娇身！623“感怀成酒病，误国是书生！/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624“人孰无情？弃家庭，别妻小，怎不伤心？可是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各尽其力；不能不把眼泪咽在肚里。谁也不当怨谁，而是一齐为国家设想，为过牺牲。”625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匆匆将刚生完次女舒雨不久身体还很虚弱的妻子安顿在济南，毅然决然地只身挤上南去的最后一班火车，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去沐浴抗战风雨的洗礼。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国破山河碎。老舍一面想念着自己温馨小家庭里的妻子儿女，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一面时刻记挂着“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只有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后来的《四室同堂》便是这宣言最好的佐证。
在国难当头的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有着“祁瑞宣”一样恋家爱子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但他为着“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只有把人生的命运抉择交付灵魂与肉体的“流亡”，这不就该是他青年时代就要担负起的精神十字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