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63
没有理由说，老舍的思想检查不深刻。他认为自己以前只是“仗着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善于运用语言的才力”来支持写作。他虽然在作品中描写了他所同情的穷人，“可是不能描写穷人造反。”那是因为他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更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情况。而且，他还曾以为革命是多事，对想象中的革命者发出过嘲笑。64他虽然没有反对过革命，“可是我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的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现在我还不及时的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65
应该说，老舍还是清醒的，他认识到“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他有信心把文艺变成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他要“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与人物。”他要拼命“歌颂今天社会的新人新事。”66
同时，老舍也是十分坦诚的。通过参加北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认识到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且，假如只是为参加学习而学习，没有为思想改造而学习的热情与决心，就得不到很多的好处。只有从思想上改造好了自己，才能搞好工作。67所以，很自然的，“解放后，我的作品（且先不管写的好坏）几乎没有一篇不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写成的。”68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已经开始骂国民党反动派的“义父流氓”——美国的老舍，回国以后，却一直保持着与他在美国由赛珍珠推荐的第二位版权代理人大卫·劳埃得的通信。通信的文字，比他当时写的许多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要平实朴素得多。他无需向美国人表什么忠心，只需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够了：“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他周围的亲人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69“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70他还向劳埃得表明，“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71
更值得注意和难以思议的是，老舍还致信美国作家协会的罗伯特·兰得，同意接受美国“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答应每年交纳15美元的会费。72倘若此举在1966年的“八·二三事件”中被人揭发出来，那比指控单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要大逆不道得多。“文革”时期的北京市文联在1967年编印了《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年5月大事记》，它并未记载下老舍的这一“罪行”，可见老舍此事进行得非常隐秘。《大事记》倒是没放过那件事：“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混到1950年回国。彭真、周扬、李伯钊等人视为珍宝，安排在北京市。老舍也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大写太平歌词‘文章会’。他的口号是：‘再没有比成功再成功的了。’就是说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是好样的。十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在廼兹府买下房子，招兵买马，大肆拉拢。三教九流，无所不至其极。后来把一些人安插在文联及所属团体中。”73
有一点必须指出来，回到新中国的老舍异常活跃。他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与前述乔志高或赵浩生的所谓“三不原则”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老舍甚至是乐此不疲。“在从前，闷在家中坐，还怕祸从天上来。现在，我可以参加多少多少社会活动。”74“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75“因为办事，我可以多接触人，多看到事情，多参加会议。这就使我有了生活，而且是新的生活。”76“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77
“人民艺术家”（1949—1956）（6）
不用说，这一定是老舍此时的真实心态，没有半点故弄玄虚的“矫情”。我想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属于民主政治的施政程序。1951年10月，老舍的二幕六场话剧《一家代表》中那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父亲程善恒一些耐人寻味的台词，今天回眸来看，它何尝不是老舍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分明是在拿自己现身说法，他何尝不是像恨透了独裁政治、虚假选举，但对共产党还并不了解的程善恒一样，“不管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要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就拥护谁！78可同时，尚“心里有了鬼”的他，“心里有一套旧道理，我要一说新的呀，就觉得那是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而去假充前进！79他何尝不是像“五体投地的佩服了毛主席”的程善恒一样，“只要政府实行民主，我就破出老命去拥护！这真是民主呀？不要叫我又失望哟！80他又何尝不是像开始自觉“改造自己”、“拥护民主，宣传民主”，最终也当选为人民代表的程善恒一样，切身感受到，“我算没白活这一辈子，我看见了真正的民主政治！81
更意味深长的是，从对这个舞台艺术形象的“人物介绍”中，也似乎能隐约见出老舍的身影：“男，五十四岁。北京人。他颇有学问，作过不大不小的官。因见官场龌龊，乃改入学界，教大学，也作中学校长，他好说话，而且直言无隐，故不合时宜。在政治思想上，他倾向民主，痛恨蒋匪的口说民主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专暴。”821951年，老舍时年52岁，与程善恒几乎同龄。重要的是，从经历、性情和政治倾向上来看，两人更为相似。老舍在《我怎么写〈一家代表〉》中也如是说，一家四口四个主要人物“在我的剧本中的任务是做代表，为民主政治效力。我自己也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以我就把我的经验分配到他们四口人身上，仿佛是我的化身。”不过，老舍刻意声明，“虽然是化身，他们可都各有个的历史与性格，于是说话行事就各有特色，并不像四个傀儡。”但老舍写作的初衷的确是希望“借着这短短的话剧，……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他反复强调，“民主政治是咱们新国家建国的基础，顶要紧。”“民主政治是立国的基础，而不是只为给某几个人带来荣耀的。”“他们也必须渴望民主政治，然后见到了民主政治的实现，才能热情的拥护。”83
因而，如果真有老舍所谓的“三不原则”，也许这里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可能是老舍回国前故意释放的烟雾。像陈纪滢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坚持以为，老舍“从美国搭船，在1949年初，抵达香港，当时不知是回大陆好呢，还是来台湾？徘徊在这决定命运的歧路上。”84所以，即便真有“三不”，老舍从一踏上新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因为从他身上看不出丝毫违背了“三不原则”的不快意。相反，恰如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说，他是“高高兴兴的活着”。“不错，办事会占去我的写作时间；可是，我若有充足的写作时间，而对社会毫无所知，只闭着眼空想，瞪着眼乱写，写出来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不是浪费笔墨，斩断自己的文艺生命，对不起新社会么？……以后，我还是不怕忙，不怕事，而要高高兴兴的忙，诚诚恳恳的办事，好从事理人情中找倒写作的资料，写出结结实实的作品来。”85
到1953年的时候，心气颇高的老舍尚自得于自己分身有术。当时，他的职务，连政府带群众团体的，“头衔”已有20个。但他还是“老”作家里没有扔掉笔的一个。那是因为他想出了一个手不离笔的办法。“办法很简单：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才去开会、办公。”到了晚上，已是筋疲力荆86
不过，似乎是从1954起，老舍对于参加和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做报告，耗去了他太多的时间，终日忙忙碌碌，顾此失彼，而抱怨不已。对老舍来说，时间等同与生命，他在1944年写的《过年》一文中慨叹，“时间最狠毒，它不宽让给任何人一秒钟，过去的一秒永远难赎回。人，于是就因丧失了时间而丧失了生命－……让我们都把自己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罢！我们都必须死，但愿我们的死是未曾放弃了一分钟的牺牲，而不是任着时间由一个空白把我们推送到另一个空白中去！87因此，他当然希望领导和社会上要考虑到，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创作，而创作必须有充裕的预备时间，写作时间和修改时间。不要叫社会活动过多占去作家的写作时间。88“国庆前后，社会活动很多，不易拿起笔来。”“事情多就不能写作，这言之成理，本可居心无愧。可是，我到底是作家。作家而不写作，究竟不大像话。”“时间，时间，给我时间！给我足够用的时间，我保证每年可以写出一本话剧，一本戏曲，和一本曲剧！“我从去年就打算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写作，可是各有关方面都不点头。在这里，我再一次呼吁：允许我这样作吧－……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劲写作，要等到何时呢？”89有意思的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老舍早在1935年5月在为《樱海集》写序的时候就发过：“我要不把‘忙’杀死，‘忙’便会把我的作品全下了毒药！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呢？”90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2）
但建国后的老舍，开始为自己以前写的作品里，只有“文艺”而没有“普罗”，时常感到缺乏“自信”，也是说惶恐更合适。50年代，有关出版社决定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各出一套多卷本的文集。除了《老舍文集》，其他几位的文集都如期出版。理由很简单，老舍屡屡婉谢了出版社的好意。他对多次登门来访的编辑说：“我那些旧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想看，还叫别人看什么呢。出一部《骆驼祥子》就算了吧。我还是今后多写些新的。”105老舍心里清楚，像《猫城记》这样的作品在思想上是错误的，他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决定不再重印此书。而且，他几乎没勇气再看自己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他的顾虑并非多余，1959年冬，他曾对来访的赵家壁说：“老巴（指巴金——笔者注）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106对老舍这个“相当大的转变”，远非不好理解。因为解放以前，他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在他看来，好的标准只有两个：文字漂亮；故事有趣。但经过了思想改造的老舍，再拿起笔来，“最注意写得对不对。”“前者是技巧问题，后者是思想问题。思想比技巧更难学好搞通。有技巧而没思想的是八股匠，有技巧也有思想的才是文艺作家。”107他不断地检查“以前所写的东西有什么毛玻”毛病在于“因缺乏共产主义思想”，表现的往往是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没有能够抓住真理，通过艺术形式阐扬真理。所以那些作品都很肤浅，甚至于有错误。”但解放初期所写的作品，又因“思想学习不够深入，所以思想性还不很强，作品也就软弱无力。”他努力的方向是要“写出有党性的作品来——这倒不管自己是否共产党员。”108但一心要当“文艺作家”，而不是“八股匠”的老舍，又始终在创作上呈现出无法统一的矛盾与困惑。当然，这同时也反映出老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他要以百分之百的政治热情去歌颂。“在今天，一个作家必须要拿出最好的本领，最大的热情，去写那顶对的道理。”109他甚至把“在今天还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说成是“没有创造勇气、设法逃避现实的懦夫。”110另一方面，他又深深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要遵循的一定是创作自身的规律。即使在“大跃进”的年代，至少他在创作理念上还远没有到要以可怜忠效去替代理智诚实的程度。1959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做的《规律与干劲》的发言中，特别强调“规律加劲头，足见并不忽视规律。……我们的劲头应像火箭那么足，可是也不该过于忽视创作规律。作协的领导干部应当掌握分寸，对大家的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劲头平衡，在体裁上力求百花齐放。”111老舍真是用心良苦啊！
建国后的老舍，笔常常是随政治热情而动的。每有新的政治运动来临，就有老舍的文学身影。1958年，当“大跃进”的狂潮席卷全国，狂热的老舍在作品中留下最多的字眼就是“跃进”。“省又好，多又快，/赶上英国不奇怪；好又省，快又多，/赶上英国赶美国！112他歌颂“一九五八年是多么好的一年啊，粮食与钢铁双双大丰收！人民公社普遍地成立，各条战线上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飞入青天！我们欢天喜地，杜勒斯之流却吓得发抖，除了给我们造些谣言别无办法！“以今比古，我们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人么？”113他兴奋异常地说：“人民公社的兴起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使我们手能摸到，眼能看到怎么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不是在幻想空中楼阁的乌托邦，而是结结实实地按照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设我们的理想国。”114老舍在1959年的《元旦放歌》里，还激动不已地写到：“我要歌颂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和1958年所有的喜事！“我们还要继续跃进，去年一日千里，今年要一日万里啊！115他还以《我们高兴，敌人心慌》为题，写下了这样“力争上游，鼓足干劲”的文字：“文艺工作的跃进，正像钢铁生产的跃进那么有数字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