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 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 ，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 是 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 前文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 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也 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NB032率同户、 仓、 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 定收赋地点主动交 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 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赋 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 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 来寻衅，吆喝斥责，调戏妇女，无所不为；好不容易轮到你交赋了，吏员抓起一把粮食，说 是 太潮湿，压秤砣，马上便给你一个折扣；到了过磅时，仓斗级和秤手们，又在量衡器用上玩 手脚，这又是一个折扣。这一来你就完了，眼睁睁看着粮食倒进官囤，簿册上却留下了拖欠 若干的记录。拖欠又该咋办呢？按告示规定的期限来指定地点补欠，过了期限后，书吏啦、 差役啦，一起下乡来催科，倘嫌人手不够，连县尉（宋元以后是典史）、巡检 亦得带人纷纷出 动，那一番骚扰折腾，更厉害了，可真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唐宋时不少进士出身的 人去州县衙门里当县尉，都自感难过这等敲剥小民的一关。这是读过几卷书的人的想法，至 于那班吏胥，却没这等顾忌，下一趟乡，吃香喝辣，连偷带抢，尽是外快。倘若下乡催科后 犹不足补欠，那就要抓到衙门里“追比”了，打板子，站枷号。本书第一章里曾引过一首贴 在八字墙上的催科诗，所谓“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 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这就 是催欠实景的写照。南宋时刘克庄做江东提刑时，有过一篇《催苗重叠断杖》，指斥某县主 簿赵老爷催科用刑太苛，“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断杖，四月初八日复决，岂非湿疮上再决乎？ 似此催科，伤朝廷之仁厚，损主簿之阴骘，当职以提点刑狱名官，不得不谆谆告诫，今后不 宜如此。”刘克庄在宋史上，是个正派人形象，他把这篇东西收进《后村先生大全集》里， 显然也颇自赏，但人们可以从中感悟些什么呢？其一，州县主簿是催科时的干将，因为他是 财赋主管；其二，催科用刑是王法允许的，只不过在刘克庄看来，还没等人家的疮疤长好便 又用刑，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而已；其三呢，不过得一个“谆谆告诫，今后不宜为此”，倘若 上司不是刘克庄呢？
急敛暴政求考课（2）
试想，果真有能力按簿册规定又按官吏额外需索解完钱粮者，谁甘心过此“纸枷飞作白 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的悲惨生涯呢？但是衙门要“称职”的话，就顾不了这些。
古诗有所谓“急敛暴征求考课”之语，就是这种心态的概括，要求考课上等，要想升官 发财，非得这么干不可，否则哪来“心善进庙门，心黑进衙门”这句话？北宋哲宗时，苏东 坡赴任扬州，路过濠、寿、楚、泗等州，曾进入村落，访问 百姓，无不痛诉急敛暴政，“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苏东坡 向 皇上进言道：“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 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可是轮到他头上，不 敛不催也过不了考课 这一关，倘能自己不贪而又尽可能管住吏胥使之少贪，就算是“清官”了。《山堂肆考》上 说寇准当成安知县时，“每期会赋役，惟令县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 ”这就是夸张其辞了。
不过，历史上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像寇准那样仅在八字墙上张贴告示和名单的，确 也不少。为他们获得“好官”声誉的主要做法，便是不派或少派吏胥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 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那么他们这些“好官”、“清官”们又是怎样过此考课关呢？
这就是另一种征赋方式，叫“揽户”制度，扼要点讲，乡下人怕直接同官吏打交道，衙 门也嫌挨家挨户催欠太烦，于是官民之间多出一个“揽户”来，或者是里甲保正，或者是乡 绅生员，大抵以中小地主阶级成员为多。他们分别向官府承揽了包纳多少户多少亩田赋的责 任，农民们把田赋交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向衙门完解。对于农民来讲，这里头有好多饮鸩止渴的地方：衙门胥役的 凌辱可以逃过了，青黄不接时的拖欠可以由揽户垫上了，起码站枷吃杖的羞耻可以免掉不少 ；但是反过来了，他们可就因此成了揽户的债户，无疑是在接受官府敛征的同时，又套上了 一根承受揽户剥削的绳索，并加深了对揽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揽户来讲，因为他们是所 谓“有体面”的阶层，一般不用害怕吏胥之类的刁难，至多是将正赋与浮数之间的差额拿出 来，和衙门打平伙或三七开四六开罢了，但是返转身去，通过垫纳、代缴、放贷等种种方式 ， 可以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油水。学过一点历史和经济学的人，常常接触“土地兼并”这个 名词，揽户这种方式，便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一条重要渠道。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喜得发疯 ？就因为哪怕他在科场中就此僵滞，无由转入仕宦，也有了充当揽户的身份，还愁发不了财？ 最后，对于衙门来讲，揽户完赋这种方式，可谓是喜忧掺半。首先从成员上区分，大抵是官 员喜吏胥忧。揽户们把田赋包下来了，官员无急敛之名，得考课之实，省心得多，至于他们 个人的好处，自然也是由揽户们承包下来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吏胥们就不同了， 因为揽户制除了保证官员利益外，只能再兼顾粮房、户房、仓库等衙门中直接有关部门之吏 胥们的利益， 有时或许连这一份“出息”也要计较争执，而对于其他部门的吏胥来讲，少了参与催欠的 差使，也就是少了一个额外需索的饭碗，能不发愁？况且历朝历代中，正派的读书人也是有 的，比如杨乃武所以会得罪衙门吏胥和当地豪富，就是因他自恃举人体面，义务替农民当代 纳田赋者，他不要农民好处；农民说他好话了，可衙门吏胥和想通过当揽户获利者可就叫苦 了。所以“小白菜”葛毕氏的丈夫一死，大家都想到把通奸下毒的罪名栽到他身上。其次， 官员吏胥的忧喜掺半又可以因具体条件换一个位置，比如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中讲到庐江库吏 的故事，那就是吏胥倘及早和揽户勾结起来的话，还有不少超额生发哩。反过来，不少充当 揽 户者，又恃有皇亲国戚、官宦亲贵或朝中有人、乡里有势等种种优势，揽是揽了，交则困难 ，肥了他家，亏了官库，七品芝麻官一类若无厉害手段，倒也奈何不了他，于是就有了本节 开篇所述拖欠年久的情节了。那万把个缙绅生员，都是什么原因给扯进来的呢？答：揽户。 平时也倚仗衙门鱼肉百姓，这会儿皇上“龙颜大怒”，大家便被一网里打尽了。但是话说回 来 ，综观历史上州县衙门催征田赋的整体趋向，无论是通过里甲乡约，还是出动吏胥衙卒，或 是通过富室揽户，终究以衙门、富豪、里保之三位一体的勾结为主要面。欧阳修痛骂“赋敛 繁重，全由官吏 为奸。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苏辙则惊呼，“故夫今 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一个强调了衙门的黑暗，一个强调了揽户的贪酷 ，这也正好合成了贯穿于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但无根治之日的矛盾现象。
急敛暴政求考课（3）
然则这还不算完事，中国古代社会的赋税，又远远不止田赋一项！还有户口税、人头税、 房产税、铺户税、契税……名目繁多，不尽缕述；赋税之外，还有“捐”，讲白了就是摊 派，就是勒索。衙门里有工程要摊派，地方上过公差要摊派，礼房修建校舍要摊派，兵房编 练武装要摊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摊派，粮房库房起造仓囤要摊派，甚至来一任老爷去一任老 爷也要摊派。《南亭笔记》谓严天池赴邵武当知县，去城隍庙行香时发誓赌咒，决不拿邵武 人民一文钱。可是马上就有“茶果银”送上来了，说这是老规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绅民 “为官长称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又如海瑞在淳安当知县，任满后该去北京受考朝 觐了，按当地规矩，老爷去京朝送礼的费用，也都得由全县百姓摊派，三年征收一次，结果 海瑞比严天池厉害，硬是给破了例。这么多税，这么多捐，合起来就叫“苛捐杂税，多如牛 毛”，除少数专门项目另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征收外，其余概由州县衙门负责征收；征收时 的情景，也就和敛赋一样，一项一项写下来就没个完，不妨就“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齐民编户派徭役（1）
明朝宣德五年（1430）春暮，宣宗朱瞻基写过一篇文章让大臣们传看，以表示 他对民间疾苦的 了解和关怀。文章说，昨天朕去谒陵，回来时经过昌平东郊，看见田里的农民正弯腰耕地， 连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闲暇也没有。朕召了一个人来，问他干吗做得那么勤快？他说，我们 种田人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农弗成功。朕问，那么冬天 总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说，“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听了后，叹 息再三。
叹息归叹息，徭役还得照旧编发。历代社会里，除少数特权阶层外，所有国民 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国家无偿服役的义务，正如这位昌平农民所说的，“亦我之职”；而这种 制度的执行和监管者，就是州县衙门，所谓“执力役于县官”的讲法，即本乎此。
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 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 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 少渔户，有没 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 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 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一查便知道。秦始皇统一 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 秦墓竹简中，就有一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 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官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 ，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 ，但官府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 。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 、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发挥效能的地方。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 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 老百姓自行去 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 ～56） 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 。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牛马拉车的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 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 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 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史·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 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 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 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 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 顺序，“凡造 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 （《清朝通典·食货》）。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 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 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 马虎虎了，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 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