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二陈一直处心积虑，寻找时机，想尽各种办法以进入侍从室。
二陈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1939年下半年，陈果夫专程晋见蒋介石，在谈到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需要很多新干部这个问题时，陈果夫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正好，蒋介石也考虑到高级行政人员的选用、考核需要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工作量大，且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情况也比较复杂，单靠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已经是难于应付了，而这种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一个独立单位，扩大人员编制，使之严格规范化，势在必行。所以，蒋介石听了陈果夫的建议后，没加什么考虑，便同意了，而且很快批准了他的“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当然，蒋介石并不希望这个独立单位独立性太大，为了便于他直接掌握和控制，也为了业务的保密起见，于是，蒋介石将这个独立单位列为侍从室系统之下，编为第三处，其任务为主管全国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与通讯指导等。第三处的主任理所当然地由陈果夫担任，同时，蒋介石还任命萧赞育为副主任。这样，陈果夫顺利地进入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的最高人事幕僚。
第三处的成立，陈果夫插手人事权，引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不满，戴季陶时任考试院长，而人事的储备、考核、任用本是属于考试院的，现在第三处成立，说的是主管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权，实际上所有行政人员的人事权，陈果夫都有权插手。这样一来，考试院将无事可干、无权可行。于是，戴季陶等人便开始以十分强硬的态度攻击陈果夫，说考试权的独立行使、铨叙部主管全国人事行政是孙中山有关行政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而陈果夫单独搞第三处，是违背国父遗教的。戴季陶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又是党国元老，陈果夫自然不敢公开与之争锋，只好采取妥协态度。他声称第三处并非专管人事，也不是独立单位，只是侍从室下一个人事参谋单位，所做的工作也是幕僚性质的，而且不对外行文。如此云云，才将戴季陶等人敷衍过去。
陈果夫到第三处走马上任后，按侍从室一、二处各组的顺序，在第三处下成立了第七、八、九三个组，并将自己的亲信都收罗到该处工作。同时，还到有关党、政、军各机关中遴选人员，使文职、武职人员各占半数。他要求文职人员没有书生气，而武职人员则是文质彬彬、恂恂儒雅，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即绝对忠于蒋陈。
通过不长时间的筹备，侍三处便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开始工作。首先，他们派出人员，向国民政府有关机关收集人事资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提供了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考试院铨叙部提供了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资料收回后，陈果夫指示他们将这些资料和各种统计图表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登记，以此作为侍三处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通过陈果夫细致的工作，侍三处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他们将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再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很快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料。
其次，陈果夫便根据这些资料在全国开展调查，虽然陈果夫在向调查人员交待时说：“做人事调查工作首先要‘无我’，正心诚意为之”，而实际上，则是通过调查，对国民党各级党政军首先进行监督、控制，发现思想、政治态度、立场有问题的，即行处置。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方式控制人事的考核、选用。陈果夫虽然声称他的第三处只是参谋单位，是幕僚性质等，但那是哄戴季陶的。他入主持三处后，极力抓组织人事权，他以国民党CC派为核心，采用种种手段，将国民党党、政、军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逐步控制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为了在知识界形成他们的势力，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出面，拉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成立了一个“实业计划学会”。由于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在美留学时，都有一些关系，因此，他便以所谓同乡、同学、同专业、同留美等作为纽带，笼络了一些人，并将这些人的简历造成表册，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蒋介石在战争年代，自然十分需要知识人才，对这些人另眼相看，给予重用。而这些人被任用后，自然十分感激二陈，成为他们的力量。
第五部分进侍从室（2）
（二）成立“党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为了对党政训练班结业的学员进行控制，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结业学员通讯处，并指派CC系骨干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他们规定，凡在中央党政训练班及后来的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在回到工作单位后，必须按时和“通讯处”联系，汇报自己读书、工作和活动的情况，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状况，侍三处根据其汇报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通过这一办法，二陈便能随时了解全国各地党政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督与控制。
（三）成立中央训练团高级班。高级班学员主要为国民党政府厅、司、局长及专员级的干部，受训期为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中央培养使用对象。所有参加高训班的人选都由侍三处提名，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便以此作为笼络人心的筹码，到高训班受训的人都知道自己能参加受训，成为中央培养的对象，是陈果夫的提携，因此从内心感激他。陈果夫还命侍三处人员每月与高训班学员聚餐一次，以增进了解、融洽感情，使一期一期的高训班学员成为二陈的势力范围。二陈也通过这一形式加强了对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控制。
陈果夫并非像他对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不干预考试院的工作，他早就想把这一工作揽于自己手中。他在侍三处工作有一定进展后，便开始染指考试院。
陈果夫利用侍三处的特殊权力，将大批CC派的骨干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科长，考铨处本是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CC派的人当了处、科长后，便掌握了考铨处大权，表面上，考铨处还是考试院的下属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侍三处在各地的办事处。陈果夫就是利用这种偷梁换柱的办法，逐步地控制了地方人事权。
陈果夫主持的侍三处，除了进行各种人事的调查、考核、选用外，还常以到各地调查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向蒋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以获得蒋介石更大程度的信任。如1939年，国民党军队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广西南宁、宾阳、九塘等地区，侍三处在人事调查时碰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汉奸问题、伪军问题、老百姓的耕牛问题、房屋问题等，陈果夫看了调查人员写的报告后，认为虽不属侍三处的工作范围，但又十分重要。他便亲自与第十一组（即通讯组）进行研究，又与内政部、中央政治学校等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邀请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在其基础上，陈果夫拟定了“战后伪军处理办法”、“战后汉奸处理办法”、“战后社会问题办法”等20多个方案。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后十分赞许，并指令有关部门执行。再如，陈果夫曾邀请中央政治学校财经教授及有关学者，一起讨论、研究，拟定了《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陈果夫还邀请社会学专家进行认真磋商，草拟了《工作竞赛办法》等。这些方案都呈交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的统治出谋划策。陈果夫忠心耿耿，受到蒋介石的赞扬。
这样，陈果夫的侍三处完全超越了人事幕僚单位的职权范围，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参谋机构。
由于侍三处擅权越职，专横跋扈，引起了国民党、政、军各方人士的不满，所以，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便被撤销，陈果夫也从主任宝座上翻落在地。由于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他也不太管事了，虽然还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但已是今非昔比了。
总之，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红得发紫的辉煌时期结束了，虽然他们并不服输，还在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已有地位，但确确实实，他们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人生的下坡路。
第五部分组建中统（1）
还在1937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其中有国家军队编制统一、政权统一等主张，要统一政权就必须对各种特务组织统一领导。正是基于此种目的，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即1937年4月便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总的特务机关。将原复兴社与CC派两大特务组织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下设三个处，“局长是陈立夫，副局长是陈焯（首都警察厅厅长）；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成立在后，没有搞多久，处长先是少将秘书丁默邨兼，后来换的是金斌”。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安排，二陈自然是喜不自禁。本来，CC派与复兴社这两大特务系统从成立以来就是互相水火，明争暗斗，摩擦事件时常发生。二陈一直想插手复兴社事务，达到吞并复兴社的目的，但总不能遂意。现在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两大特务系统集中起来，统一由陈立夫指挥，对陈立夫来说，实在是“天助我也”，他可以凭其职权，染指复兴社，逐步将其吃掉。
但蒋介石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成立统一的特务机关，只是为了让他便于指挥，压根没想将整个特务组织全交给二陈，因此，局长虽然让陈立夫当了，而下面三个处却是各成系统。一处统原来的CC派，二处统原来的复兴社，三处开始两方面人都有，后来也拨归复兴社，CC派再也不能问津。三个处不但各自成一体，而且办公也不在一个地方，第一处设在南京道署街，第二处设在鸡鹅巷，第三处设在山西路，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
戴笠由于有蒋介石的宠信，对陈立夫的领导并不十分恭顺，他自成一体，二处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其编制、人事、活动形式与范围都由他一人主掌，CC派休想过问，对此，陈立夫虽然忌恨，却又奈何不得。
陈立夫也十分看不起戴笠，每当戴笠例行公事去见他时，他眼也不抬一下，鼻子也不哼一下，只是用手挥去挥来，极为藐视，这使戴笠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常在军统特务中讲陈立夫的坏话。
陈立夫在任局长期间，为了排挤戴笠特务系统，总是极力提高一处的地位，压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尽量让一处多占，当时局本部的工作人员也以CC派居多，在委派外任时，一处也总是压着二处。如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是由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两个单位，其作用十分重要，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由第一处派任的，少校副所长童襄则由第二处委派；电检所所长叶定也是由第一处任命，副所长由第二处任命。这样一来，凡是由两所检获的材料，第一处总是首先看到，而第二处只能从经办人员那里偷看一点，不得全貌。为此，第二处一直耿耿于怀。两个特务组织虽然统一在一个局内，表面上也似乎风平浪静，暗地里却已是剑拔弩张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蒋介石放弃南京，国民党中央中机关大部分撤退到武汉，二陈所指挥的两大特务系统一片混乱，特务们如鸟兽散，原有的组织几乎全部停止活动。陈立夫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也不能将其恢复起来。
1937年9月，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成立了“大本营第六部”，任命陈立夫为部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陈立夫仍旧不忘他的特务组织，他担任部长后，利用其职务的方便，将原来特工总部的一大批星散的特务招集起来，全部安排在“大本营第六部”工作，编为第四组，以徐恩曾担任该组中将组长，CC派重要骨干王思诚、王杰夫、刘桂等都挂少将、上校、中校等军衔，在该组任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第四组，就是原特工总部的翻版，这批特务打着“动员民众”的幌子，继续进行迫害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破坏民众运动的特务活动，而这些特务活动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需要的。
国民党蒋介石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虽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1938年3月9日至4月1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说：“共产党挟其不适合国情之主张，使国家人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遭受不可胜计之损害。”于是，在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名义下，强调“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为此，大会决定国民党实行领袖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为全党最高领袖。
正是在这种要求独裁、反对民主的气氛下，大会藉口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敌力量，决定将国民党两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加以扩大，各自组建独立的组织。以原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特工总部）为基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