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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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的历史-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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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烟是土匪们的一棵摇钱树。    
    民国初年,许多地区每两烟土价格在黑市上已升至10块银元以上,甚至20块银元,接近黄金价格,这对于贪婪成性的土匪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    
    为了得到鸦片,许多地方的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虽遇灾祸也不得减免。    
    河北临漳县匪首郭清在他的管辖区内,强迫20多个村庄的农民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然后以每亩5两的比例收取实物烟税,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湘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除此外,土匪为了得到鸦片,有的通过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有的大量从种烟地低价收购烟土;有的通过绑架勒索鸦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更有一些股匪,竟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箩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    
    有时土匪也直接经营罂粟地种植,自种自销。“狗肉将军”张宗昌就曾在黑龙江东宁县其驻军范围内,由他出资,令裕宁公司经营了2万垧土地,种植罂粟面积占5000垧。    
    东北地方的林区,半山区和偏僻的边远地区,凡胡匪盘踞出没的地带,只要有罂粟的种植,就有胡匪从中操纵渔利。有些烟农特别是豪绅官僚等巨富种植,为了确保产销的顺利,往往雇佣胡匪保护;还有些烟农因不堪查禁罂粟的官方、军方的侵夺,组成“烟匪”,伺机报仇。    
        
    吸食大烟是土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20年,在乌苏里江支流挠力河畔有个叫孙玉民的种烟把头,纠集了一伙人种植罂粟。这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孙玉民满心欢喜,组织了上百把“烟刀”准备收割。正在这时,驻防吉林一带的吉林陆军第4旅旅长李少白,到挠力河一带查禁鸦片,与孙玉民谈判。孙玉民没有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用镰刀将10亩地的烟桃全部涮光,收入全部化为乌有。军方撤走后,孙玉民被烟农推举为大当家的,组成了300人左右的匪绺,攻城占镇,成为著名一时的烟匪。    
    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的贵州省,土壤、气候特别适宜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都很有名。当时政府虽然装模作样三令五审禁烟,贵州省议会却借口该省地穷民贫,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所以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称作“赶烟会”。    
    除上述地区以外,凡种植鸦片的地区均有烟匪出没,如热河、云南诸地,鸦片种植业兴旺,围绕鸦片“要清钱”的土匪业也极为猖獗。    
    土匪得到鸦片,除了自用外,很大一部分是用来高价出售,换取现钞、黄金、白银,牟取暴利。1940年夏,郭清为贩买毒品,带十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可换100块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就达4万块现大洋。福建大田县匪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把用低价从群众中收来的鸦片一面开设鸦片馆,供人吸毒。一面销往外地,获利甚巨。涂友清还同大田县城富商勾结,集股到仙游贩运鸦片,并由他派兵护送,每趟数十担,光收保镖费银元就达数千元。    
        
    土匪走私毒品    
    2、孙殿英贩毒    
    孙殿英,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东陵大盗”,世人皆以为他是靠盗墓发的财,贿赂权贵显要才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殊不知,贩烟才是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真正奥秘。可以说,贩卖鸦片是孙殿英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    
    民国初年,在豫西有一绰号“仁义老张平”的悍匪,无恶不作。孙殿英在张平部下当了两年多的兵,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制造烈性毒品的勾当。后来,张平被刘镇华的镇嵩军收编为第二路军,孙殿英又在该部所属张明部下当马夫,他与张明沆瀣一气,合伙挪用库银,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牟取暴利。为了私拉人枪,发展自己的势力,孙殿英加入了在豫西群众中颇有影响的道门组织“庙会道”,为了收买人心,需要更多的金钱。    
        
    民国河南民权县公安局是查禁鸦片的重要力量    
    起初,他购买了一部分烟土,掺和其他药物,在极简陋、肮脏的磨坊制造了一种叫“红丸”的鸦片混合剂,捏成条状或块状,后又经改造,在封口上印上一个飞鹰标志,称之为“殿鹰”牌海洛因,在陇海铁路沿线出售,毒害广大人民。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是害群之马。当时,凡是在豫西贩烟的贩子都曾遭到孙的抢劫,他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售烟土。    
    1922年,孙殿英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丁委任为机枪连连长。从此,他更是借着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    
        
    民初河北沧州缉私官兵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投降张学良,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在这里,他为了继续制造烈性毒品,派他的两个亲信李之朴、常川到陕西收购了大批制毒原料运往晋城,制造三种毒品,即白面(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孙殿英买通华北铁路沿线各个关卡,烟土车都有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烟土行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甚至远达上海。人们都认为孙是靠东陵盗宝发了大财,其实黑金(烟土)比黄金、白金不知贵重多少倍。孙本人曾对人夸口说,贩运烟土,华北各地乃至上海帮会都有他的面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孙殿英的军队士兵多吸鸦片,以致兵无斗志,遇敌即溃不成军。孙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倾销鸦片,毒害人民,牟取暴利。人们因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一个县城少说也有几百户。孙的军队因嗜烟成瘾,久之军纪松懈,到处扰袭百姓。他靠烟土发了大财,也因此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孙殿英购买烟土,制造海洛因都是为了赚大钱,牟取巨额利润。鸦片的畅销,使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一时间,阎锡山、张宗昌,张作霖等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与他交朋友,拉关系。        
    孙殿英用什么办法打通这些难关呢?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孙殿英与华北不少军警胥吏都有勾结,由晋、陕、到天津、上海都有他的狐朋狗友。他贩运的毒品,遇到有关系的地方,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    
    二是当地没有熟人。对于这种情况,他就先派出亲信,逢关遇卡,详细调查、摸索岗卡情况,探查当地头目的好恶。人家喜欢烟土的送烟土,喜欢钞票的送钞票,喜欢文物、古玩的就依着他们,一句话,就是投其所好。孙殿英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一物降一物、大虫吃小虫”的道理和妙用,先挑选大头头送钱送烟,然后再层层下送。大小关卡、头目一律都有。每到一处,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钱先送到。当地大小头目得了好处,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张扬,还在外面讲孙殿英是江湖上的好汉、够意思。一回生,二回熟,这些地方被收买以后,就更方便了。给各地这么多钱,从哪里出呢?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大宗烟土、海洛因运到天津、北平后,他转手倒卖,一本万利,除掉沿途送出的一小部分,孙殿英得到的仍然是大头。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孙殿英瞄准了上海租界这块风水宝地。他认为中国人想要钱,外国人更想要;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所以下决心把烟土生意做到租界里去。    
    30年代的上海,是流氓、政客和帮会、道门以及各种军阀控制的世界,租界里的生意更是一片混乱。这里的码头、烟土、妓院、赌场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吴四保、张啸林等控制了。孙殿英在华北各地畅行无阻,初到沪上,也挤不进去。孙殿英苦思冥想,想了个主意,以重金收买了天津帮会头子,通过他的周旋与黄金荣挂上了钩,先用名片向其问好,因孙殿英曾制造东陵盗宝案,臭名远扬,国内许多大军阀都想从他那里弄到宝物。黄金荣接到孙的名片后,没有轻视,礼节性地回了一张名片。    
        
    杜月笙    
        
    黄金荣    
    事过不久,黄金荣知道孙殿英制造毒品很畅销,从上海汇给孙殿英10万元,要他帮助代买烟土。孙殿英仔细推敲,细心算计以后,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有利可图,便拿出老本为黄金荣买了价值相当于10万元的烟土,同时又将黄金荣汇来的1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并亲自送货上门。    
    这一招着实厉害,黄金荣叹服孙殿英的良苦用心,答应烟土只要在黄金荣的“辖区”内可以畅销无阻。就这样,孙殿英打通了上海的销售渠道,他在上海销售的烟土比天津还多。    
    孙殿英的烟土有商标,有的土匪还公然打出公司的招牌,进行贩毒的勾当。福建同安土皇帝高定国设立“同通号公膏公司”,专门推销他自制的鸦片烟——“铜盆膏”。    
    3、土匪的鸦片生活    
    为了出售鸦片,土匪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用以掩人耳目。在厉行烟禁时期,贩毒风险很大,一旦查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尽管如此,土匪贩毒之事仍然屡禁不绝。有的匪帮甚至并不把官方或军方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头子要么与官僚、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本身就身兼要职。    
    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湘西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子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有时,土匪也同专门的鸦片贩子打交道,由他们运往外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枪支弹药和各种物品。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对于那些嗜食大烟或贪婪的政府官员和军官来说,这一招往往很灵验。因为在禁烟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    
    送烟土巴结上司、笼络下级是孙殿英常用的办法。抗战胜利后,他隶属于庞炳勋。庞嗜烟如命,孙殿英抓住这一点,不断送土送钱,二人“配合默契”,狼狈为奸,打得十分火热。为打通沿线关卡,更是少不了送大宗亲手制作的烟土。就连孙殿英本人也是个大烟鬼,他虽然穿着草绿哔叽军服,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形同尸骨。最后在河北战犯管理所就是因为烟瘾大发,心情抑郁才死的。(参见张鸿基:《土匪司令孙殿英兴衰纪实》,《险恶人生——民国土匪大写真》,团结出版社,第100页)    
        
    “鸦片瘾很厉害,白天倒还抽抽停停,晚上常抽个通宵。    
    人瘦得可怕,皮肤干燥透明。”    
    ——《我的土匪主人》    
    湘西恶魔张平,也非常善于用鸦片来为自己谋好处。他先是用鸦片铺路,给古丈县县长送礼,当上了保安乡的乡长。接着,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逼得卖儿鬻女,有的弃家讨饭。而张平家里则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鸦片,购置了不少田地。此外,鸦片还是张平消灾避祸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国民党湖南当局派七十四军一个连追剿张平,刚到天台山,就被张平的一个匪徒打死了一个排长。七十四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丈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七十四军。同时,派人抬了两缸黑油油的上好烟土到沅陵“酬劳”七十四军,军长一看,不禁大喜,命人抬了四箱弹药作为回赠,接着就收兵回省了。    
        
    土匪抽大烟    
    鸦片对于土匪来说是第二生命,为了供自己吸食或疗伤,在没有其他办法得到鸦片的情况下,也会购买鸦片。土匪为躲避官兵的追剿和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常年过着东奔西窜、担惊受怕的生活,如果能够抱着烟枪过过瘾,放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抽鸦片成了土匪生活中的一味很好的调节剂。    
    霍华德下面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土匪的这种特殊需要:    
    “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当他们拿到大量未经提炼的鸦片时,他们就喜形于色,一旦没有鸦片时,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嚼蜡。”    
    土匪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还把大烟当成应酬品。在临城劫车案中,那些有价值的洋票“每天晚上都受到鸦片烟的款待”。后来,匪帮就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期间,为使官方代表满意,他们还特意在司令部设立了三个烟馆,每个烟馆里经常供一套鸦片烟具。


土匪的纪律规约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可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对无约束。土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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