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陆两路，成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傅部工作。在我党的说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与我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与此同时，日伪军也纷纷拉拢他。经不住日伪的拉拢与诱惑，傅与伪军勾结，配合敌人的蚕食政策，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我军对傅部严厉打击，消灭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经过我军8个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我军将其释放，他收拾旧部，组成“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分区独立团”。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后，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王新华：《渤海土匪与海盗》）
闽浙海匪的活动自有特色。他们打劫过往客商，炸沉轮船，残害生命，十分猖狂。国民党无奈，只好收编从温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献金两股海匪，组成“浙江外海护航队总队”。过往客商不仅要向护航队交纳所谓的护航费，还要向海匪交“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航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经过这重重盘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所得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
隐匿的海匪船
护航队的总队长，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职权，任人唯亲，其中护航队小队长的人选，都由他保荐充任；同时，他还结交官府和恶势力，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进行走私活动，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挂“毛”字大旗，便可畅通无阻。护航队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每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为了独占走私之利，毛止熙还一手策划了劫持江东轮船事件，打击利用江东轮走私的副总队长戴福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的浙闽洋面还另有乌军骚扰。
南海著名女海匪王
乌军以台湾人蔡光为首，他在抗战初期，流落福建，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穷困潦倒。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利用这点特长，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其势力随着日本侵华的进展而大涨，后来发展至海上，联络小股海匪，盘踞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蔡光自任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还不时上岸抢掠，并勾结奸商进行走私生意。
1944年，蔡光又勾结陈荣博，发给陈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即纠合当地郑亮、江声等流氓无赖，组成乌军一大队，陈荣博任大队长。到这时，乌军发展到顶峰，人数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抢到货物后与日军平分，助纣为虐，十分可恶。一年后，日本投降，乌军被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收编，大队长陈荣博被当地百姓所杀，蔡光在解放时，被人民政府处决。（陈于滨、苏宰衡：《记浙闽海匪》）
海匪
2、绿壳
在浙江，人们对海盗还有另一种称呼，曰“绿壳”。
“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驾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致使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天，焚烧数日，直逼至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成绿色，沿海渔民便贬称这种船为“绿壳”，后演变成对一切海匪的代名词。清末民初，“台州绿壳”影响颇大。
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为镇压太平军，大办团练。一批地痞流氓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说民团就是土匪。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围捕，这些人就成了“绿壳”，为害极大。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绿壳”活动更为嚣张，成分也十分复杂。一部分以抢劫勒赎为生，无恶不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员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绿壳”在台州起事，不久，他们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令，后来周、郑两人都壮烈牺牲。
广东海盗
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一部分“绿壳”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领导下，或参加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绿壳流窜成性，成为为害极大的惯匪。著名“绿壳”陈季甫，又称麻皮奶王，他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还有一部分“绿壳”是国民党兵沦落而成的。驻棚浦的浙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而怀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间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大肆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
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
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绿壳”，发动了四省多次剿匪战，歼灭了黄岩境内的“绿壳”，又在土改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海盗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严振非：《台州“绿壳”》）
剿匪部队攀绳过激流
江洋大盗
广东沿海海盗活动也甚为猖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盗。
三合公司匪首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岛深澳（县署）的地棍劣绅。吴品三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陈顺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补衣服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便同他开玩笑说：“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句话犯了陈顺的忌讳，立即遭到他的枪杀。土匪的心思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身为贼却忌称贼。曾伯崇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语，人称“乌面”。
吴、陈、曾三人一同在青年会练过拳，习过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所以，在关系上也算是师兄弟。1913年，青年会由于横行乡曲，作恶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也被枪决。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开始了其罪恶的海盗生涯。
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各自统领一伙人，在海面进行劫掠，有时，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对过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定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在船上作标志，否则，就会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
不几年，他们即成气候，匪众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
三合公司劫持的“新宁”号轮船
一些远海货船也常被骑劫（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装腔作势地喊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开往南澳前江湾。航公听他口气，误以为船上贼人很多，吓得大气不敢出，被迫把船改变方向，驶至前江湾，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接应，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的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是“孤胆英雄”，竟然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
最令人震惊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抢劫汉阳号轮船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厦门之间载重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饶平县虎头山盗魁等十几个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为转移目标，他们又把汉阳号劫持到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吴品三等同党干了三昼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晓，汉阳轮才被放行，向香港驶去。汉阳轮返英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澳港报纸也极力渲染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被迫赔偿英国政府50万元。
三匪魁盘踞南澳，作恶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愤慨。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清政府剿办。不想，这一行动却使三魁首误以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他们视林少颜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
1926年3月2日，林少颜被诱请到曾伯崇处，遭到绑押。第二天，林少颜的金兰契友章肇华前往探听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设计软禁起来。两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枪杀。
林少颜在被诱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颜被绑架的当夜，蔡等元也被陈顺率领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匪徒残忍地斩断了他的头和四肢，尸体被抛入大海。
海匪船
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26年底，陈顺率领匪徒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图谋不轨，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好运。船开之前，陈在后舱小便，捋起阔裤筒时，被一名水兵发现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驳壳枪，密投船长后，船长急忙引来了武装警察，陈顺被当场捕获。几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死刑。在处决时，这个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嚣“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异常。
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往他乡。藏匿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里，隔壁抓赌，曾伯崇做贼心虚，以为是来抓他的，在翻墙逃跑时，从墙上摔下，跌断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阳被枪决。
陈顺、曾伯崇死后，吴品三的灭顶之灾也已来临。他偕心腹几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到诏安县其义弟林国光家避难。林为获得政府之悬红厚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暗中却向官军报密，正在觥筹交错间，伏兵四起，吴匪落网。官军怕他逃走，用铁线贯穿了吴品三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押往汕头枪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此，横行闽澳沿海20载，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彻底覆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39页）
缉拿海匪
船警在行动
3、湖匪
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混迹其间。其中巢湖土匪颇有代表性。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抗战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后来随着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逐步发展起了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气焰极为嚣张。
湖匪深悉水性，常常流动作案。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
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围剿太湖土匪
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