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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行骗…骗拐人口，谋取不义之财
3．骗拐人口，谋取不义之财 有时候，流氓的骗局更是赤裸裸的，就拐骗人口这一问题而论更是如此。他们骗拐幼女，卖钱花费，罪恶不轻，手段也较为下流残忍。在宋代，有的流氓以剽掠人口为业，号称“贩生口”。每当遇到荒歉疾疫年份，这些从事“贩生口”生意的流氓，就将人口径行掠去，“大多卖给求食人家”，即买人当粮食吃。这是因为，将人卖给良人家为奴仆，得钱太少，而卖给“求食人”，则得钱甚多。（吴雨岩《禁约贩生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由此可见，宋代流氓惟利是图之一斑。 明代淮阳花子帮骗拐人口的手段也可称得上阴损之行。在明代，专有一种“乞丐船”，大都出自淮阳人。丐首善骗术，果饼内放入哑药，幼儿女吃后哑不能言，“即抱人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以后，如果长得美貌，就先将她奸淫，然后再卖掉，“得高价”；若相貌平平或丑陋，“或瞎其目，或断其手脚指，教以求乞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李乐《见闻杂记》卷十）显然，这种丐首的恶行已与流氓并无二致，骗术亦大致相同。所差别者，此等丐首的流氓恶行表现在以残忍手段坑害别人，而流氓则可强行抢夺。 拐骗人口在清代中国不仅仅是淮阳一地，可以说是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当时，在北方土语里，一般将拐骗之徒称为“念秧”，意思是说，这些人用言辞浸润，乘机以行其诈骗。而在南方，则称之为“局骗”。流氓拐骗人口以后，有些将内地人卖到边地土官土人那儿，谋取钱财；有些拐骗幼孩，割筋刺眼，让他们求乞；有些诱拐好人子女，将他们典卖，给人做妻妾；有些拐来妇女开窑子；有些与洋行勾通，拐来人以后卖到外国当劳工。种类各色各样，不胜枚举。 通常情况下，以强力取不义之财者，称之为“棍徒”；以诡计取不义之财者，称之为“骗子”。在骗子中，拐骗人口之骗子，清朝廷一般也按光棍例处置，即与流氓的处罚相同。如康熙十八年（1679），骗子夏三用迷药搀在面饼中，拐走孩童12名，就被照光棍例坐罪。（《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在清代，流氓参与行骗，强力与诡计两种手法兼而用之。 所谓“猪仔”，这是指内地平民被拐卖出洋，略卖为奴，让他们专干苦役，所以称之为“猪仔”。在当时的南洋群岛，有一批不肖之徒，专门勾结内地地棍，“诱致壮丁”。如果见到贫穷男子，起初用小利引诱，再用好话劝导，对他们说，一同到某地经商，定能发财。一些愚蠢者就被他们所惑，随从他们一同来到贩卖猪仔的场所。这些贩猪仔者，一般都租有旅馆，作为自己的窟穴。一入其室，这些人就被禁捆起来，不让他们随意出入，甚至将他们囚禁于木笼中，每个木笼关押一人或二人，每天只给吃两次粥。等到议定价钱，贩卖者就将他们集中起来，用海船载往新加坡等地，沿途发卖，大发横财。（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贩猪仔》） 至于一般性的拐带人口，则以上海一地为最多。这些拐卖人口的棍徒，内部也有自己的黑话，称妇女为“条子”，称小孩为“石头”。当时，扬州、苏州、松江、无锡等府的乡下女子，以为上海工资比内地高，就纷纷到上海的巨室中做佣人。一到上海，就投到“荐头”的店中。所谓“荐头”，实际上就是专干介绍佣仆之人。不过，这些人有时也干一些拐卖妇女的勾当。名义上以介绍为名，而暗地里却将妇女带到邪僻之旅馆，“先与奸宿，无几时即入拐匪之手矣”（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拐带妇孺》）。在清末，上海拐带妇孺的案子很多，几乎可以说是时有发生，而且屡见报端。如同治年间，上海有一批无赖匪徒，专拐童男幼女，“引至僻静之处，毁其面目，残其肢体，百出机巧，务使不齿于人类。然后携之通都大邑，屠为奇货，以供观览，而藉以乞求。”（《申报》，同治甲戌六月十八日）其实，清末流氓的这种做法也是渊源有自的。明代横行于安徽一带的“乞丐船”，他们的所作所为大致也是如此。 在苏州，还有一种人做“瘦马家”的勾当，这种勾当与流氓的拐卖妇女颇有渊源。这些瘦马家“收取妇女，涂饰卖人作婢妾”。在买方与瘦马家之间，有一批中间人，大都由一些流氓充任，名称“白蚂蚁”，意思是说这些人“无缝不栖”。于是，有些买妾者就时常到瘦马家拣择，中意就付高价，否则，就以零星银子犒劳，称做“看钱”。这样，就专有一批“浮浪者”只办看钱，去瘦马家“故作拣择，以恣调趣”（龚炜：《巢林笔谈》卷四，《瘦马家和白蚂蚁》）。 至清末，自成都、重庆而下，也有一些匪徒专门以拐带妇女为业。这些人交结极为隐秘，而且拐带妇女之术，诡计百出，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他们每当拐带少妇时，首先是指使团伙内的妇女去执行。这些女拐匪经常骑着驴子，不时在村落之间游弋，看到有村妇骑驴出门，其丈夫若跟在后面，则赶驴向前，故意与村妇并行。随后，与村妇互通姓名，假装献殷勤，而暗地里却紧赶驴子，让其快行，而村妇“不觉而速”。过了一段时间后，其夫就落在后面。“如是数转，乡妇路迷急遽”。女拐匪就假装安慰道：“不用怕！前面有我亲戚，可去小憩。如果困乏，也可借宿。”于是，就将村妇引到匪所。一入门，拐妇就躲起来，但见满室都是男子。村妇见状，必号哭，于是拐匪就让人将她痛打一顿，并告诉她：“你已经落入我们的陷阱，不依从我们，就打死你。”随后，流氓的同党就将村妇奸污，名之曰：“灭耻”。村妇不但受到恐吓，而且失身于人，也就逐渐心灰意冷了。于是，他们就让同党扮成买主，前来买去为妾，然后好言相问，问其从何而来。妇人听后，必然哭泣，并诉告冤苦。此同党就假装目不忍睹，然后退下。接着拐匪又将村妇痛打一顿。慢慢观察，发现她确实已无变志，就又让一匪前来购买，相问如前，如果村妇还诉冤，就再痛打一顿。如此三四次后，村妇就不敢再说了，然后才将她带到市镇上卖掉。（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拐带妇孺》）。 到了清朝末年，拐骗人口的流氓行径业已蔓延到了京城。顺治年间，有一批市棍流氓，不守本分贸易，专门充当人贩子的角色，“或诱拐无知，私禁土窖，从而外贩，或将满洲妇人子女，图诱贩卖，或卖民间子女”。另外，还有一批“强悍棍徒”，“托卖身为名，将身价伙分”（《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甲申）。 道光年间，京师更是风气日下，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这些人一旦家产荡尽，就偷偷前往荒僻之地，抢夺农家乳孩以归。次日，故意张贴寻人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等到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棍骗类·攫孩勒赎》）。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行骗…以美色行骗
4．以美色行骗 以美色行骗，也是流氓行骗当中的一个惯用伎俩。平常里，流氓们总爱在妓院里混迹，喜欢玩娼弄色，并利用之行骗捉人。《尊德性斋小集》里记有一则这样的事例。宋时，婺源人滕洙泊说某士族女因家贫母病，经娼侩转卖进私营妓院，大生不平，把娼侩找来，表示愿以原价替她赎身。娼侩表面应允，其实准备趁机敲笔竹杠。滕洙便向官府起诉。官府还没作出判决，娼侩又和妓院伪造了一份转卖契约，“增其值，累数倍”，指望他“惮费而止”，没料他“喜女得还，不复斥其伪，即谋所以酬之”。在此娼侩是又多赚了一大笔。 徐士鸾《宋艳》之中曾记一段：说的是北宋宣和年间，吴人沈将仕携金数万到了京师，交上了郑、李二小生为朋友，“一饮一食，三子者，必参会周旋。”某日，三人同游野外，经过一片池塘时，见有一些仆人在洗马，看见他们过来，都垂手请安。沈将仕很惊异，“以为非所应得”。郑、李两个解释说这是故人王朝议的家仆，认识我们俩，故有此态。三人又前行数百步后，李生对沈说，与其信步浪游，泛泛无所归宿，倒不如就骑上王朝议的马去拜访他，他过去在大郡做地方官，家资殷富，有多姬侍，又喜宾客，现在养老在家，卧床养病，“诸姬悉有离心，而防禁苛密。幸吾曹至，必倾倒承迎，一夕之欢，可必得！”郑生也在一旁怂恿。沈将仕果然心动，便随他们一起返回池塘边，只见那些人马还在，郑生开口唤过，三人一一上马。仆人唯唯，请问去往何处？李、郑二人说就去拜认你们家主人。“遂朕镳并辔，转两坊曲，得大门，门内宅宇华邃”，果然气派。仆人行先入内通报，过会儿出来道，王朝议闻有客人造访，“喜甚，但久病倦懒，不能具冠带，愿许便服相延。”果然，一个“哀翁”出来迎客了，“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老态殊甚。”揖座东轩后，王朝议吩咐摆酒席，虽说“不甚腆饫，皆雅洁适口”，惟酒过三巡，王老“忽嗽且喘，喉间淡声，如锯不可支梧”，便打招呼说不能尽东道礼仪了，请郑生代替，自己先去小歇一下，俟服药后再出来陪客，沈将仕颇觉失望，“步于外，将舍去。”忽然听到一间厅堂里传来女人的喧笑和掷骰子声，便循声前往，“自屏隙窥之”，但见“明烛高张，中列巨案。美姬七八人，环立聚博”。而李生径入，和美人们随意调笑，看得“沈神志摇荡，顿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我预此胜会乎？’在一旁陪同的郑生马上说，这些女人都是王朝议的侍妾，王朝议正在小寝，“恐难与接对”，你不比我们是熟人，彼此无间，沈将仕再三恳求郑生，自称随身带有许多钱，只要能进去参加，输光亦无所谓。郑生拗他不过，“逡巡乃入，睢盱侦伺”，探头探脑如做贼一般，“良久，介沈至局前”，真是充满了神秘感，更令沈如闯入瑶台仙境。那些美人也真会耍“标劲”，个个作出不胜骇异状，“咄曰：‘何处儿郎，突然到此？’”郑生忙为解释：“吾友也。知今宵良会，愿拭耳目。”于是美人们一面取酒满酌奉上，一面关照小丫环“伺朝议睡觉，亟报”。“乃共博，沈志得意逞，每采辄胜，须臾得千。诸姬钗耳首饰，为之一空。”而“沈心不在赌，索酒无算”。最后有一个输得最多的美姬拿来一个空樽，说是要做“孤注一决”，沈将仕正昏昏然，信口答应，哪知这一“决”便输了，而“空樽”翻转，里面尽是金钗珠宝，一一计算，不仅沈将仕先前所赢的全得归还，“又探取腰间券尽偿之。”稀里糊涂地还没有搞清是怎么回事，忽“闻朝议大嗽，索唾壶急。诸姬推客出，奔入房”。三人意兴杳然地向王老告别，王老不知道刚才发生过的事，还约他们过几天再来玩。当晚沈归邸后，“卧不交睫，鸡鸣而起”，首先去找郑、李二人，没影儿了。“遽走王氏宅审之，空屋无人。询旁舍居者，云：‘素元王朝议者，畴昔之诳，有恶少年数辈，仰平康诸妓，饮博于此耳。’始悟堕奸计。是时钱袋空空如也，而郑、李不复再见踪影。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硬赖
讹诈大概是流氓最为典型的一种手段了，然而由于流氓种类繁多，品行各异，所以讹诈也是五花八门，并且各个朝代特点也不尽一样。 1．硬 赖 硬赖是流氓最常用的一种获财手段，所谓硬赖就是不加遮掩直来直去的讹财手法。至元五年（1339），据中书省呈文，民间婚姻嫁娶一般都择良辰吉时，但当时有这么一批“不畏公法、游手好闲人等，每当遇到民间嫁娶，就“纠集人众，以障车为名，刁蹬婚主，取要酒食财物，故将时刻阻误，又因而起斗攻伤人命”（《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障车害理》）。更有甚者，元代的一些“凶徒恶党”不务正业，“风闻公事，妄构饰词，论告官吏，恐吓钱物，沮坏官府”（《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杂令·恐吓钱物》）。从这几则资料来看，元代的流氓强索硬诈，其危害所及已不仅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了，而且还殃及一些地方官府。 这种“强赖”现象，明代以后的史籍中就更是随处可见。如明代成化年间，有一军余王骚狐，倚恃凶泼，专门殴打平民，强赖他人银两，自称“赖皮”。成化四年（1468），骚狐手拿尖刀，前到军人刘海家强讨白面食用，刘海没给他。于是，“骚狐自将头须打破血出，倒在地图赖”。刘海惧怕，只好“将银一两三钱、白面一斗与骚狐接受回家”。次日，这位王骚狐又到卖面军余刘清家毁骂，也是自己将头打破图赖，“拿刀要戳”，强行将刘清“身穿水褐绵细衣裳、羊皮祆一领剥拿回家”（《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四，《白昼抢夺三五成群及打抢仓场充军为民例》）。 又如当时常州有一士夫，其兄极恶，到了年末，就对群仆说：“可寻事者，为过年费”。仆人四出，无所得。后至郊外，“有葬者，棺好而无侍服之人，疑有故”。到了晚上，发棺视之，乃是一少妇，衣饰如生，当是大家妾暴死者。”群仆将女尸抬到小船中，摆设四盒，“缚一鹅于上”，好像去串亲戚一般。到了薄暮，专找货船，故意与其相撞，“倾尸于河，，鹅扑扑飞水面”。这位流氓故意大叫大船撞沉了小船，“吾娘子溺水”，于是缚商捞尸，到第二天才捞出，果然是一妇人。“商大窘，愿悉货赎罪”。（叶权：《贤博编》）这种讹赖方式，是事出有意，其手段就有些近乎刁蛮了。 还有品行刁钻者，借放火要挟百姓，获取钱财。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述：在明代，就有这么一种“游食之徒”，有田不输赋，有丁不出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