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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抢劫（图）
汉霸二王城
抢劫，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强行抢夺财物。抢与打往往难以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抢经常是通过“打”的手段来实现。换言之，流氓在抢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抵抗，就得通过打来保证财物从别人手中转到自己手中，所以流氓取财往往是打抢同时进行。 如明朝吴中一带，就存在着很大一批流氓，即所谓的“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他们常常先至一家，“打抢一空”。所以，在吴中地区就流传着“假人命，真抢掳”的谣谚。（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清时，杭州一带也多有流氓抢劫事件发生，当时清人对杭州流氓的“打抢”活动曾有如下记载：“游手游食之辈，不事本业，淫酣赌博，犯上蔑伦，动辄纠集多人，背黄喊冤不已，即行抢。”（赵士麟：《武林草附刻·正风俗》） 在清末，上海的“拆梢党”虽以敲诈为其行帮之特点，但有时由于敲诈无着也转而干一些公开抢夺的勾当。如刘长顺专靠挑京货担为业。有一天，在新北门口，途遇王阿桂等四个流氓，流氓上前搜身，搜出银洋21元，就“抢攫进城而去”（赵士麟：《申报》同治癸酉十一月十一日）。 一般性的抢劫已为正经的良民所不耻，而更为可恨的是，那些流氓之中的凶狠之徒，在通过打抢以获财时，有时还要以杀人为前提，也就是所谓的“谋财害命”。如浙江桐乡县乌青镇有一马姓幼儿，才四五岁，两手戴着银圈子。马姓族内有一无赖，就将幼儿哄骗到荒野，“杀而夺焉”（李乐：《续见闻杂纪》卷八）。 更为体现流氓气的是，这些流氓不仅抢财物，而且还以流氓手段“抢亲”。这种行径在封建社会可称得上是一种伤风败俗行为，这在人伦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而这些流氓却不顾忌这些。如在常州府，有些市井流氓无赖至贫不能娶妻，于是，这些人就事先瞄好某家有女，且长得漂亮，也不通媒妁，利用夜晚时间，乘女家不备，“率众攫之而去”。等到女家诉之官府，官府由于事先收受流氓贿赂或畏惧流氓势力却迟延不审。一旦开审，这些流氓就买嘱假媒人，或者伪造庚帖，此事也就搪塞过去。即使碰到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吏，经过反复查究，最终将此女断还父母，但至此时，此女既已遭污生子，生米已煮成熟饭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一五，《常州府部》） 在上海，有时候流氓甚至还抢劫娼家的妓女，名之曰“拔宫人”，藉此向鸨母索取“照顾钱”（赵士麟：《申报》同治癸酉十一月十一日）。 “趁火打劫”也是流氓们在抢劫过程中常有的事。在清代，流氓不但趁火打抢，而且还亲自放火。就当时杭州的情况而论，就经常发生火案，而纵火者，实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当然，他们纵火之本意也是“利在抢夺”，乘混乱，任意抢劫。这种趁火打劫，清人有一专门称呼，即“抢火”。关于杭州流氓的“抢火”活动，清人毛奇龄曾作如下记载：“乃不幸失火，则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间，名为救火，实抢火也。”（毛奇龄：《杭州治火议》附录）。清人还就“抢火”一行作有竹枝词一首，词云：“打阵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这首词所说的虽然只是清代上海一般意义上的流氓行为，不过，其中“抢火”也是所提内容之一。 绑票大约是抢的一种特殊形式。《后汉书·桥玄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桥玄10岁的儿子在门口玩，被三个人劫走，放在楼上，要桥玄来赎票，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带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强攻，结果他儿子也被“奸人”杀了。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禁止不了绑票活动，就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甚至不惜牺牲人质，这就是东汉政府的本事。不过人们却可以由此得到洛阳城里绑票猖獗的状况。或许也会有人将绑票当作土匪所为，不当视为流氓，然土匪与林莽草泽相属，而且通常明火执仗以行事。像这等厕身市井，抓一个10岁儿童谋财的手段，只能看作是流氓之行径。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诱奸妇女
晚清时节，由于西风熏染日烈，中国的社会风气也日渐开化，往昔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已不再恪守闺房的寂寞，而是频频步出闺阁，时常出来抛头露面。年轻女子抛头露面相会的增多，这就为那些“轻薄子弟”调戏良家妇女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据《申报》载，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城中城隍庙前，一妇人彳亍独行。此妇人年甚少，相貌却颇美。当时有两个轻薄无赖男子，一名相交，一名徐锦，见这位妇人孤弱无伴，就从后面追赶上去。近前以后，嬉笑指点，品其妍媸。这两个无赖感到光说兴犹未尽，于是再赶行几步，到四景园茶室门前，就挨妇人之肩而过，竟伸手摸妇人的乳头，“兼肆谑浪”。这位妇人一时大惊失色，急忙用两手紧握其臂，大呼捉贼。两人意欲甩手逃跑。此时路人聚集，全环视妇人，向她询问何事。妇人如实道来，“具言所行，众人均笑詈之”。于是将这两个无赖捆送县署，“二人共荷一校”，在四晨园门前示众三日（《申报》，同治壬申四月二十九日）。其实，相交、徐锦这两位轻薄无赖，不过是结帮成派的流氓中的两位。这批流氓一般家住浦东，在城内以做豆腐为业。城隍庙前的四景园茶室，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窝藏之地，时常在此拉人“吃讲茶”（《申报》，同治壬申四月三十日）。 流氓不仅调戏良家妇女，而且还诱奸妇女，专干性犯罪的流氓活动。同治年间，浙江郸县城内西双桥，有吴姓婆媳两人，专门以替人收生为业。婆婆年达六旬，而媳妇尚属少艾，且丰姿秀美。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三日夜里三更时分，行人已经绝迹。忽来一恶少，持灯一盏，命轿一乘，说是前来请收生。还说地点在小教场，韩姓家，请您媳妇去，大概属于难产，实则满嘴谎言。仓促之间，婆媳俩也来不及多细想，媳妇就“登轿径去”。婆婆看到轿夫身着棉绸小衫、纺绸裤子、广式镶鞋，与一般轿夫的装束不同，心里也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就请邻里五六人追赶上去。正好碰到恶少与轿夫商妥，打算借演武厅作云雨台，“意将轮奸”。显然，这位轿夫也是无赖的党羽。后来看到有人喊叫而至，只好弃轿而去，狼狈逃窜（《申报》，同治癸酉九月初二日）。 诱奸妇女其中也有手段甚为奸狡者。有一次，一少年乘江轮出行，偶抬头见对门舱中坐一长相颇佳的妇人，于是就起了淫毒之心。入夜，妇人熟睡在床，少年折刀推门而入。妇人以为强盗来了，吓得浑身发抖，问：“你要干什么？”少年说：“我要和你睡觉。”妇人正要喊叫，少年已将门锁上了，随即又把二百元银币甩到她面前，说：“和我睡一觉，这两百元钱就给你，明日船一靠岸，各奔东西。如果拒绝反抗，我就先杀了你，然后自杀。”妇人为金钱所诱，又为利刃所逼，不再作声，任凭少年爬上身体胡作非为。 次日早晨，少年忽在自己住的舱中大哭，并对聚拢来的买办及诸客说：“我随身带了二百金，这些钱是我养家活口之资，昨夜全部失去，归无面目，只有求死了。”船上买办问：“你晚上睡觉锁门没有？”少年回答：“没有。”买办说：“银子必定被贼偷了。不知道银元上有没有标识？”少年说：“有。银元上都印有某钱庄的印。”于是买办对乘客说：“为了拯救此人，请各位协助搜查随身的行李。”乘客为了摆脱干系，证明自己的清白，都主动摊开行李接受检查。当来到妇人住房时，她神色慌张，坚决不同意检查。买办强行打开她的箱子，发现了打着印记的二百银元。诸客见了惊诧不已，妇人掩面大哭。这时一老叟走出人群说：“我住在此妇邻室，昨晚发生之事，听得一清二楚。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又气愤地责怪少年说：“你既诱奸女人，又诬人偷窃，心狠手辣，禽兽不如。”最后，众人商定，二百银元仍归妇人所有，并罚少年另拿二百元交给善会，以示惩罚。（陆德阳：《流氓史》） 除了这种诱奸以外，有些无赖之徒，还借捉奸的机会顺水摸鱼奸污妇女。清嘉庆十年，山东有土棍田二，与其父田坤、弟田三均性情凶狠，身上总是带着刀。有李麻与王振海之妻谢氏奸通，并借刘宋氏之屋姘居。王振海四处找不到妻子，就去恳求田坤帮助寻找。不久，田坤父子捉住了李麻、谢氏，田二就将谢氏带回家中奸宿，且欲霸占为妻。于是田坤出面逼王振海卖妻，给钱五千。王振海不敢违抗，只得应允。又有一次，田二知道庄驴之妻王氏与姚松奸情，就带刀前去威胁、要挟王氏，并强奸了她。（《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九，《户律婚姻·强占良家妻女》）
第五部分：流氓的组织及其团伙由分散的个体到群体的聚合
流氓群体与具有流氓行为的具体个人出现相互区别的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首先，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提供脱离生产劳动者（如流氓）所依赖的基本社会生活物资来源；其次，社会依附关系减弱到一定程度，部分社会成员不再属于另一些人的私有财产。只有如此，我们所界定的流氓才能以其相对自由的身份及行为闯荡社会，并能在社会上生活下去。应该看到，社会结构关系的急剧破坏与重新组合，是早期流氓产生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历史上某段时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如农奴制）则大量削减了流氓的数量；第三，作为只对一般社会秩序进行冲击的群体，流氓的产生与存在还依赖于某种程度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增加，商品生产发展及城市的产生等等。城市的出现是流氓由个体到群体不可或缺的条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流氓群体愈来愈倾向聚合于城市之中。 流氓社会群体的出现正是我们分析其组织状态的基础。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活动，其内部行为主体之间必然存有一定的相互关系形式，根据这种关系形式，可将其进行分类。具体到流氓而言，我们将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