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同时认为，将涨跌停板幅度提高到10％，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风险，给空头很大余地。如果像以前在调整涨跌停幅度上采取缩小的方式，市场从心理上可能比较能接受，哪怕是再发生连续3个跌停板后再停牌并考虑要不要强制平仓，比起4月10日又下跌近10％来说，相对缓和一些。
几位业者均指出，本次天胶事件也反映了上海期交所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需要改进。
他们指出，如果上海期交所及时加强风险控制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例如采取逐日盯市制度，对于频繁交易的主要席位中存在对倒、抬升、集中交易行为的，期交所可以查处并采取相应措施；或者单方面追加集中仓位席位的保证金，单方面对这样的席位控制仓位，甚至限制开新仓等等。
不是结局
虽然连续4日狂跌风暴渐平，但人们依然十分关注天胶未来的走势。
分析人士称，RU304、RU305、RU306合约经过连续的暴跌减仓，多头出局意愿极其明显，这3个合约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必然，未来多空双方争夺的焦点将集中在RU307、RU308、RU309合约上。
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国际国内胶市基本面并未全面利空，因此沪胶进入全面跌势的可能性将较小。
但目前积聚的大量注册仓单没有完全消化，天胶未来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受此影响。倘若将这部分仓单转移至现货市场销售，将减轻天胶大盘的向下压力；而如果这批仓单继续在期货市场上移交远期合约“滚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远期合约价格波动只会越走越大，巨大的实盘压力将对沪胶大盘造成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
绝对内幕：超级大鄂18亿豪赌连豆引子
你也说期货，我也说期货。各种媒体上，期货的新闻和消息越来越多。都说期货的春天已经或即将来临。一时间，引得那资本纷纷往里挤，惹得那股市炒家眼红心乱跳，还有那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纷纷去报名参加期货从业人员考试。的确，这一、二年来，期货有了不少的变化。然而，朋友，你了解期货吗？你知道目前期货交易的状况吗？如果你不太清楚而又想得到一些实在的信息。那就看一下本篇为你介绍的当今我国期货交易中的最热门交易品种——大豆期货交易。
大连升班马，大豆代替了绿豆
我国的期货业，自1992年起步，短短的10年间已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整周期。从成交量数据看，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连上台阶，1995年达到顶峰，全年交易金额为10。06万亿元。以后就逐年回落，2000年进入低谷，全年交易额仅为1。61万亿元。2001年走出低谷，交易额为3。02万亿元。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2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将全国的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当年，三家交易所的成交金额分别为0。52万亿元、2。11万亿元和0。67万亿元（上海的数据是上海的三家交易所合计）。显然，郑州商品交易所是执当时期货交易的牛耳。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种是绿豆，其交易量达到2。07万亿元，占当年全部期货交易金额的比例高达58。22％。绿豆期货交易是当时期货业赖以生存的支柱。
1999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绿豆交易仍旧名列前茅。但由于当年接连三次出现风险事故，使中国证监会感到事态严重。1999年1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扶持大品种、限制小品种”的新政策：自2000年1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从5％提高至15％，小麦交易的保证金从10％降低为8％；2000年2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提高至20％，小麦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降至5％。绿豆期货交易就此玩完。2000年，尽管大连和上海的期货交易金额有所增长，但绿豆这一主力品种的消亡还是使得全年的期货交易量大滑坡。由于绿豆被淘汰出局后，小麦期货交易并没有活跃起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因此一落千丈，从上一年的第一名沉沦为最后一名。而大连和上海的交易名次自然依次上升，成为期货市场关注的热点。2001年，影响大豆行情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豆行情跌宕起伏，各路资金纷纷流向大连，大豆的期货交易量急剧上升。全年的成交金额达到1。91万亿元，占当年我国期货市场全部交易额的63。41％。
这一交易量，不仅引领我国期货市场走出了低迷，也使得在大豆交易的横向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地位迅速上升。与日本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比较，我们是他们同期的5。3倍；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相比，我们是他们同期的28％。大豆期货交易已开创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局面，以致美国的大豆交易者在交易时，对大连大豆的期货价格也不敢掉以轻心，非得看明白了才心里踏实。今日的大连大豆，已俨然代替了当初郑州绿豆的地位，成为期货市场的明星级品种和整个期货业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大连大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期货之重”。
跌宕起伏的行情
中国的大豆，在1996年期间，每吨3000元以上的价格是很正常的，期货交易中一度到达过每吨3500元以上。那时的种豆人真是高兴，东北的父老乡亲把大豆称之为“金豆”。然而，在“洋大豆”的逼迫下，大豆价格步步下挫，到1999年时，东北现货收购价连1700元都不到了，而期货价也一度跌破1800元（99年9月合约最低到达1738元）。接下来的几年，尽管随着基本面情况的时好时坏，期价一直在上下波动，但2400元已经是难得一见的高价了。期价基本上在2100元的中轴线上下各300元的幅度内震荡。
不过，不要小看这区区600元的上下振幅，对于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投资者来说，刺激已经是足够的了。
2000年下半年，股市衰气初露，先知先觉者开始暗中撤退。其中一部分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大豆期货交易的资金增多，成交也越来越活跃了。8月下旬，国家明确对豆粕继续增收增值税，多头趁机将期价推高。2001年1月交割合约在2000年8月25日的收盘价还是1924元，五个交易日后，期价已是2123元了，一下上涨了200元。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市场并不配合，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如故，现货价依旧只有1800多元。随着交割期的日益临近，多头逐渐陷入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2000年11月之后，临近春运，东北铁路运输有些紧张，东北大豆无法正常运出。多头以为机会来临，进一步拉抬期价，年底时分，期价已是2300多元了。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2001年1月15日，那天的收盘价为2279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多头赢了。但实际上却是多头最后不得不吞下了192520吨大豆。即使有暂时的春运紧张，作为大豆集散中心的大连，要拿出个几十万吨大豆还是做得到的，真正的赢家是当地的那些实盘套利者。
事实上，多头的苦难还刚刚开始。近20万吨的大豆掂在手中，以2000元一吨计，差不多是4亿元。资金吃紧，元气大伤。进口大豆的迅速增加及东北运输情况的缓解，使多头再也支撑不住了。春节过后，后续的主力品种合约纷纷跌停，拉开了又一波熊市的大幕，2001年5月交割合约从春节前的2335元起步下跌，到2001年4月19日，又见到最低价1780元。在空头的大肆进攻下，多头心有余而力不足，节节败退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移仓到远期月份，以等待时机。据说，这一波行情中，主力多头是北京的一些机构。
2001年5月9日，朱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草案）》。6月6日，八章56条的《条例》正式颁布。这对于绝望之中的多头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多方挟政策之威，随即展开了一场绝地反攻。两个月里，多方一路攻城掠地，各个合约都有300至500元的涨幅。一时间，转基因政策如何如何成为大豆期评者的口头禅。
然而，多头的好梦没有做多久。8月份开始，空头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尽管多头高举转基因政策的旗帜，对空头进行了顽强地抵抗，但五个月的大战（至2001年年底），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的两个交割合约，一个是9月14日摘牌的2001年9月交割合约，收盘价为1872元；另一个是11月14日摘牌的2001年11月交割合约，交割结算价仅为1774元。空头频频得手的原因有二：一是现货市场的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改变，转基因政策出台后，进口大豆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进口商抢在政策生效前突击进口；二是美国人开始与中国政府频频谈判，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承诺为大豆贸易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在不少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对政府的信心并不足。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认为最终政府是会让步的，大豆进口还是不会少的。
多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战略上还是故伎重演，移师后面的合约，并加大持仓。然而，空头显然也不买帐，屡战屡胜的经历使他们越战越勇，毫不犹豫的也在后面的合约上加大持仓。2002年的5、7、9、11月合约成为双方激战的主战场，持仓量急剧增长。2002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收盘时的记录为1001998张。而5月合约是重中之重，持仓量达到338258张。持仓的增加，意味着双方投入的资金增加。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规定，当单月持仓不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为5％；当单月持仓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提高至8％；当单月持仓超过30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增加为11％。按此计算，多空双方在2002年5月合约上各投入的保证金就要3个多亿。
空头在大豆期货上之所以屡战屡胜，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存在着一批专门从事期现套利的交易商。这批套利商，大多对大豆的现货交易非常熟悉。他们的交易方式往往是盯着现货与期货的差价，当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一定幅度时，就买进现货将其变为注册仓单，同时在期货上卖出。举例来说，现货价格为1850元，两个月后的期货价格为2150元，套利商马上计算出：买进大豆并将其注册成仓单的成本大致为1950元（包括两个月的仓储费，100元的差价可以视作交割成本），同时在以2150元的价格在期货上卖出并进行交割。两个月后的利润就是200元，相对于投入本金来说，利润率差不多可以达到10％。如此高的利润率，再加上大连是大豆的集散中心，现货渠道畅通，生意很容易做成，套利商自然会乐此不疲了。期现之间的价差越大，套利的利润越大，套利者也就越多。
不得不承认，尽管套利者把期货交易当作现货交易来对待，动辄进行交割，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套期保值者，但套利者的存在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则是因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又合法，二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企图进行逼仓的多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对于保证期货价格在交割时不会远远高于当时的现货价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期现套利商的增加对多头是很不利的。摆在多头面前的难题是：如果不想将货物全部接下而平仓，期价必然下跌，而且，只有下跌到低于当时的现货价时才有可能避免接货，因为当期价远低于现货价时，打算交割的空头也会放弃交割而平仓了。这当然意味着多头的亏损；如果不愿意割肉出场，那么就必须准备到时将空头愿意交割的货物全部接下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可以迫使交不出货的空头到时割肉，另一方面是必定会有更多的货物必须接下来。
对多头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现货价自然上涨，使自己顺利赚钱出局。如果现货价没上涨，则非常被动。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有些交易所实施限制交割政策，这是多头最欢迎的。因为这时多头接下的货物是有限的。如果进行逼仓，那些无法交货或交不出货的空头最终只能割肉，当那些割肉盘很多时，多头从虚盘上挣到的钱不但可以弥补实盘亏损，甚至还会有巨额利润。在限制交割制度下，逼仓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期货业整顿之后，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令禁止交易所对实物交割进行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多头再要进行逼仓自然就行不通了。
2002年大豆期货价一路下跌，但多头毫不畏惧的一路买进。表明多头的实力非同一般，据说，其原因是：在这个时候有一股资金实力更强大的多头进来了，并逐步取代了原先以北京一些机构为主的地位。他们是谁？有的说是证券上的资金，也有人说是四川的一家小公司。当然，小公司只是出面人，其背后的“资本家”又是谁？有人怀疑是饲料大王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相关；行情）集团。因为新希望集团每年需要大量的豆粕，也有资金实力。这些因素很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但据后来的报导说，新希望集团大喊冤屈。新希望集团贸易公司董事长对记者说“新希望集团方面绝对没有参与过S205的任何市场炒作”。
不管怎么说，多头是有实力的，而且对大豆价格将上涨具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坚信政府对中国大豆市场的现状不会袖手旁观，既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已经颁布了，不可能没有下文。
多头挣到的却是一块鸡肋
果不其然，2002年1月5日开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相继公布，并规定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实施。多头一时气粗起来，空头不战自退。5、7、9、11月四个主力合约接连三天差不多都是涨停板。没几天期价又回到了2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