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呢？这是比较难办的事。光靠杀人的手段终究还是不行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次就杀几万人，搞了几次，杀得读书人都不敢当官了，杀得只能请小贪官带镣审大贪官，审完自己再入牢房了，结果还是不解决问题。其实，帝王们最终绕不出来的原因恐怕是：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是皇家私人的游乐场，你董事长自己在里面的权利都搞得不清不楚，也不想让人搞清楚，以便混水摸鱼，又何以让天下的官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做人呢？但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各类教育，形式可能不断翻新，可结果皆是收效甚微。何况在一锅粥里，一粒老鼠屎的负面作用往往比一粒米的正面作用大无数倍。
为什么有人把当下某些官员因腐败而获刑定为“工伤”事故？这是因为一旦进入了官场，腐败的风险就随之而来，“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不由得你自恃清高、小心谨慎，不由得你守身如玉、坐怀不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制度设计上有问题。当官员手中拥有了过大的公权，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这个时候权力就一定酿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进而，当权力派生的利益在不同的权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关联交易市场之后，权力者便自然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很自然地会把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输入官场的官员选拔程序之中，在这样的官场体制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者的下场一定是出局。就像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防护罩等安全措施，齿轮吱呀吱呀地飞转，你的手还得不停地在齿轮之间来回操作，受工伤就在所难免。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某在获刑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本质。他说：“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杨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让握有公共权力的无产者，在有产者面前表现得很没有面子，并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地球人都知道。什么 “顶住诱惑”？那是神仙！因此，既然腐败是一种工伤事故，那么，在容易出工伤事故的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位，设计防护罩就成为避免工伤事故大面积发生的重要措施。否则，如果对腐败的同情进一步漫延，那就真的让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公民社会里，要么让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有产起来，不受诱惑；要么不让无产者握有公共权力。总之，如果过低地估计物欲对无产者的诱惑（海瑞毕竟只是官场的另类），或者过分地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守住清贫的寂寞（海瑞毕竟还是官场的另类），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不是优越的制度安排。是相信制度的力量还是相信榜样的力量，这是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不同判断；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还是大力弘扬历史圣人，这是法学家和文学家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从事的不同工作。
正当海瑞踌躇满志地走向官场，义无反顾地在准备与大明王朝的腐败势力作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编导们为观众展示的与当今社会极其相似的某些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屏幕前为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样身着布衣却能够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替老百姓做主的清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将在各项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实现有效地扼制腐败，建立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富裕的社会，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
让后人记住你非凡的创业经历，还是你留下的产业与品牌，或是怀念你的德行，再就是让后人一直遵循你确立的企业制度？这些都是生命极其有限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哪个是最有价值的呢？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答案。
最重要的是用人（1）
统领中国封建社会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的权力机构。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谓君权神授。当然，这一套“神授”的说法，在开国皇帝当政时，还是比较能够忽悠人的。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皇帝身上，再说“神授”就有一点那个了。明白人谁都知道：“什么神授呀？说到底还是他祖宗的生物基因在起作用，其实就是血缘之授。谁让你不生在帝王家？否则你也能当皇帝。”所以，一旦逼急了，中国人也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不过，一旦造反，杀头的机会多，成功的几率少，所以，中国古人在“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是早已出了名的——从小就受四书五经和周边环境的熏陶，考上秀才之后，一般就能达到口是心非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位，否则这一辈子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也有人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官员）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养活过多少人恐怕不好统计（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近一万年来，出生了大约2500亿人，具体到中国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但不会是个小数）。不过，两千多年来中国出了多少个皇帝，倒是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算起，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共建立起大小朝廷83个，皇帝397位，王162位，帝王总数为559位。
应该说，除了这397位当到了皇帝的人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人是想当皇帝的，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当上皇帝，只好遗憾地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情自古就让人很无奈，现在更是零可能了。当然，古人也不是个个都一根筋，看到了无望，更多的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一个大臣就好了，因为当大臣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些的。
不管是忠臣、良臣、名臣、弄臣、直臣、屈臣、奸臣，是臣就好；不管是赢得流芳百世，还是落得遗臭万年，留取一名落汗青就行。这绝不是因为为人臣子者没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臣们，都是饱读经书的大才子，非此不可能破格提拔，正确的荣辱观应该早就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只是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是 “知道”却“做不到”而已），而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做一个大臣难，做一个好大臣更难，做一个能留名的好大臣就难上加难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好人都让你们做了，天下的坏事，岂不让最高权力者一人背了不成？所以，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封建社会臣子的必然下场，而那些能够自保晚节，全身而退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一方面是国家这么大，出了问题得有人扛，皇帝即使不是神，也是国家的面子，不便于出来扛，只有找替死鬼了；另一方面是能出政绩的官位毕竟属于稀缺资源，君不见，那些同时代的人才聚在一起，不总是发着这样的感慨：“嗨，人生苦短呀，那个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下来？这么下去岂不耽误大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了吗？”于是，接下来伸胳膊踢腿的事就层出不穷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搅和，后人也就知道当大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那是需要多少学识、多少胆识、多少见识、多少理性、多少悟性、多少天性，才能善始善终的呀。
应该说严嵩比张居正看得更透一些，所以，他才在活着的时候，矢志不移，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做好大臣。而相比之下，张居正就没有看透这一点（刘和平正在创作的《大明王朝1587》，会让张居正在电视屏幕上有精彩的表演）。他一生以国事为重，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奔忙，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克勤克俭，不近人情，连19年没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明代最优秀的谋国之臣，终于在58岁上鞠躬尽瘁，劳累而死，舍弃了他16 年来始终不肯放弃的权力，以及自己10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朱翊钧，撒手人寰，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最重要的是用人（2）
严嵩与张居正不同的是，前者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的最终下场，而后者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的第四天，尸骨未寒便失宠了。史料记载：这一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晟致仕（官员身体欠佳或年逾七旬可以退休，称致仕）。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极力推荐的人，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路线走到了尽头。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并“削尽其宫秩，追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早知有这一险，就该把骨灰撒入大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十几天前，神宗还因他的死而停止上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严嵩和张居正在天有知，将作何感想？真要是能使时光倒流，让这两个人重活一把，没准他们都会换一种活法。再假设，如果严嵩读过苏格拉底，没准会在临死之前，把苏先生的那句名言送给圣眷正隆的张居正：“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
在嘉靖执政45年的日子里，嘉靖从本质上是看不起严嵩的（不像万历既害怕张居正，又怀疑张居正与他老娘有染），所以，嘉靖尽可以吆三喝四地榨尽这个老奴才的智力和体力（严嵩都80多了，也致仕不了，还得拿儿子做人质），到了最后一滴骨髓被榨尽之时，嘉靖可是不手软，老子小子一起收拾：“傻样儿，让你们死还不容易吗？”难得严嵩（1480～1567年）既有好身体又有好心态，硬是扛到了嘉靖死后一年，才挥手告别这混浊的“大不明”的人世。他不仅比朱厚？ 校？507～1566年）多活了28岁，还捞了一个起得早走得晚、白发人送花白发人的便宜，多吃了一年明朝的饭（尽管味道差一点，但牙不好，吃吗吗不香，好坏都一样，而且好吃的也都已经吃遍了），他真是可以称之为天底下奉行“好死不如歹活”的第一人哪！要知道，那个年代的87岁，可比今天的107岁还稀罕呢。
尽管严嵩为恶多端，却能够做到在朝时间长、活得久，就凭这两条，也能上吉尼斯纪录，值得后人好好借鉴。非学术研究结果表明：
一是严嵩会生活，会保养，既谋国，也谋身。不像张居正，谋国不谋身，只活了57岁。海瑞对张居正就有这样的评价：“江陵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评价本身就透出了海瑞（1514～1587年）的高明之处：此公其实是大智若愚，实乃谋身之高人。难怪后人对海瑞有如此评价：海瑞跟张居正相比，一生行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身为道德样板，反而安全系数最高，即使大骂皇帝，也能做到有惊无险，不至于遭到张居正身后这样寒风扫落叶般的结局。
二是严嵩会用人，他执掌朝政20多年，手下的得意门生不少，基本上支撑起了大明朝的天下。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在皇权政治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圣眷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严党的厉害就在于精心编织了一张人才网，这个网的各个重要结点，都是明朝帝国的大厦支柱或承重墙，牵一发而动全身，嘉靖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大明王朝1566》在展现严嵩因为用对了胡宗宪而得以自保方面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当嘉靖知道浙江的“改稻为桑”因胡宗宪的不积极几近失败，并且还惹出了毁堤淹田的大案之后，对严嵩、严世蕃一伙极为不满，又因胡宗宪是严嵩的得意门生和忠实弟子，遂对胡宗宪也心怀戒意。在接受严嵩的提议，恩准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保留浙直总督全力抗倭之后，见严嵩和胡宗宪已经退下，走出了玉熙宫精舍，嘉靖便转身对吕芳说：“你说这个胡宗宪到底是哪路神仙，居然把我们都绕进去了。”
吕芳正颜答道：“没有人能把皇上绕进去。胡宗宪是被夹住了，左右为难。严阁老那边肯定不再认他了，以他的为人，也不会再投靠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浙江不能乱，‘改稻为桑’的国策还得推行，两头不买他的账，不累死也得愁死。”
最重要的是用人（3）
嘉靖接下来的一番话就意味深长了：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剿灭倭寇要靠他，抚住百姓不造反也要靠他。不能让他累死，更不能让他愁死（嘉靖很清楚，尽管胡宗宪是严嵩的人，但用人之时，不能意气用事）。裕王派到胡宗宪身边的那个谭纶要保，看住他们，可人还是少了（用归用，盯归盯，谁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这才是高手）。暗中传个话给裕王那边，徐阶、高拱、张居正要是还奏请什么人到浙江，一律批红照准。”（要让皇帝信任，就要容忍皇帝加大监督力度，这一点，以胡宗宪的老成，相信他是个明白人，只有血气方刚不谙世事的现代大学生毛头小伙，才会对上级的监督产生逆反心理。）
吕芳：“是。”
嘉靖：“还有，告诉杨金水，宫里这边不许再跟胡宗宪为难。”
吕芳：“奴才明白。”（观众大体也看明白了）
这场戏的台词写得好，演员也演得很好，着实是描写帝王权术的点睛之笔，可谓入木三分。
严嵩当然也知道自己在大明朝充当的角色，所以他对儿子严世蕃语重心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