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对这次作战的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而且还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如同一个猪尿泡，只需一戳就会把它捅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希特勒1 月9 日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希特勒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过：“俄国军队虽然象一尊无头的泥塑像，但它将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现在还不能低估俄国人。因此，德国的进攻必须以最强的手段实施”。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并不同意“上层”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象往常一样，尽力去完成东方战局赋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任务；另一方面，尽可能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些活动与真正的国防军指挥任务还相差甚远，只能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譬如，在一次在陆军总参谋部进行的会高中，讨论的是如何尽力满足东方战局对长车、轮胎、备件和发动机燃料的大量需求——国防处长曾带指挥参谋部负责组织和前迭任务的军官、当时的明希上校和冯·蒂佩尔斯基尔希上校参加了这一会议。汇总陆、海、空三军总令部的命令、地图和其他资料，并拟制“大事年表”，以供希特勒按时发号施令用，也是他们的任务。按照一个真正的国防军指挥标准来说，如果说国防处在那几个月里，在与俄国战局有关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绩，那就是为适应新的形势，为继续实施对英作战和维护西欧占领区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任务，即利用情报机构的一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对俄的展开行动。。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以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实施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从3 月起，东方战局对于德国大本营的各个分部来说已日益变成最重要的工作。3 月中旬，当部队的展开行动全面铺开时，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陆军的基本作战计划。他断然命令，放弃南翼（第12 集团军）由摩乐多瓦出击的计划。第聂伯河这个巨大障碍，最好从后方打开缺口，从而使卢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第6 集团军）得到其快速部队的加强。这里不太清楚，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在每日的形势报告会上，通过通常对最高司令的这种“灵感”进行一番解释而参与了希特勒的这惭的专横独断。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与陆军首脑以及陪同军官总参谋部豪辛格上校，进行的长达5 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根据一切迹象表明，陆军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陆军总参谋长却在他的日记里，对希特勒这次发表的以及其他日渐动摇东方作战计划基本框架的意见，发了不少牢骚。看一看南方集团军群在战局的头几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就足以对这位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统帅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充分估价。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涉及国防军最高层指挥体制的决定值得一提。这项决定不应归咎于希特勒，而应归咎于陆军总司令自己。约德尔认为，陆军总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战局之外，布劳希奇元帅可能出于气愤，于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兰向白俄罗斯地区开进的计划“全部听任统帅部安排”。
这样，当时在芬兰就出现了第二个“统帅部战场”。但是同挪威战局相反，在这里陆军本来一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体现出某些特性。然而，陆军总司令对在一个纯粹陆地战场上的大量陆军部队所拥有的职责和控制权，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国防军统帅部，即让给希特勒。由于在东方战局开始前芬兰军队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拒绝了德国统帅部关于担任芬兰境内全部对苏作战部队——包括德军——总指挥的请求，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国防处分别接管了陆军总参谋长和作战处在芬兰此部的任务，就狭义的作战意义而言，这两个职位都是陆军理应和有条件担负的，根本谈不上别人接管。除作战外，其他一切任务，如部队征召、补充、前送和补给象在挪威一样，仍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
人们若想寻求这一特殊的指挥上的调整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无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陆军首脑是一个强大的人物，他会重新夺回对挪威陆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不会走相反的路。
盟友
对俄国的进攻，由于巴尔干战局从5 月中旬推迟到6 月22 日，因此，在进攻俄国前夕，与结盟和友好国家接触，并与德同一起共同进行这场东方战局，再次成了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特殊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参谋部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选的对象只是一些能为德军展开提供方便的俄国的近邻，或者要与苏俄清算旧帐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排在第二线的国家也许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码也能为德国提供间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兰输送德国部队，因此也旱被列为考虑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对主要盟国意大利，必须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观点。任与其他各盟国接触的时机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为一方面，东方战局带有突然性和先发制人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是希特勒领导军事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原则。
芬兰尽管不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但两国有“战斗情谊”的关系，是德国特别信赖的国家。6 月初，两国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总参谋部会商”。鉴于在芬兰的特殊指挥关系，这次会商仟务主要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承担。在会上，约德尔将军再次以转移方向为开场白，大谈其已经赢得战争，现在必须结束战争云云。接着，要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与芬兰代表就未来双方在拉多加湖一线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特勒亲自同罗马尼亚国家元着安东内斯库元帅举行了会谈。对其他国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驻老资格的军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级军官，这种军官后来通常被称为“驻盟国国防军大本营的德国将军”。但是，这决不会自然形成喇：在山双方或多方组成的固定的参谋部领导下的协同作战的局面。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盟友谈判的内容，一般只局限于国防军统帅部指令里所提到的战争问题，即陆军总参谋部由其展开计划和作战计划派生出来的以及经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议。更大的战略问题——虽然也属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务范畴——如鉴于意大利的软弱，考虑与日本达成一项日本在远东进攻苏俄的协议，就需要在1940 年9 月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条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当时，双方都尚未考虑这种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林进行长时间逗留后，1941 年4 月中旬回国时，途经莫斯科，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立条约，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方面没有料到其盟国会走这一步棋。德国认为，日本是想通过此举免去后顾之忧，以利放手打击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德国只能以符合其战胜英国这个最终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慰。因此，当德国的东方战局揭开序幕时，得到日本的直接帮助微乎其微。直到1941 年秋季，由于苏俄的崩溃即在眼前两国才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赖的关系。当时，德国大个营的人们甚至针对日本的所谓倡议，趾高气扬地说：“我们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们暂且不管站在关键军事职位上——不仅限于国防军统帅部——的人，在关于未来对俄作战的快速进程问题上与希特勒的观点是否一致，这里再一次说明，仅仅被视为希特勒军事工作班子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作战指挥的基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与希特勒相悖的观点。因此，统帅部包括海军总司令部在那时期的全部言论，都是关于这些盟友支持德国即将到来的对英战争、以及必要时的对美战争。1941 年3 月5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24 号指令，在海军一份备忘录和此后国防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基本方针。它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巴巴罗萨行动不允许对日本有丝毫暗示。”
最后的指挥措施
国防处在约德尔的领导下，在对俄战局的最后准备阶段，除完成所受领的指挥领域的任务外，还负责汇总陆、海、空三军每日上报的侦察情报，以及向陆军总司令部传达希特勒对展开和最初进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复变动；在涉及国防军统帅部芬兰战场”的问题上，则与挪成集团军司令部联系，希特勒的一切言词，都来源于他个人的孜孜不倦的脑力劳动，而且不但被他的亲信——首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且被有关的军种总司令部作为命令，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最突出的事例是1941 年7 月14 日在柏林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大型会商会”。在这次会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惯例，向到会的集团军群、集团军、装甲集群司令；海、空军与此相当的将领；以及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及其最亲密同僚了解关于任务和企图的全部细节。出于伪装的缘故，这一大批高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过新、老总理府的各条人口，并按不同时间准时到会。报告按各条战线，分组举行。被点名的成员。按指定时间，到老总理府的议会大厅集合。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希特勒无拘束的欢迎。14 时，会商结束。在共进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次“包罗万象的政治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说明进攻俄闺的理由，并反复解释说，俄国的覆灭将促使英国放弃战争。从外表上看在与会者中，信任的气氛占绝对优势。
“大事年表”对指挥参谋部的准备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鉴于作战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以及在东线、西线、北线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赖性，“大事年表”按照料各军种的愿望，将大量的困难问题汇编起来。由于巴尔干战局，推迟了进攻时间，因此需在5 月份拟制第二份“大事年表”。此外，还需要与卡纳里斯情报局的有关部安排好边界和消息封锁问题，以保证突然袭击的达成。但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载贵重的战时经济物资的俄国列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直至进攻发起前的最后几分钟。
国防处终于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将俄军在近几个月内侵犯德国边界和领空以及类似事件归纳整理出来。这种文件要根据其内容在国际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级别签字上报。不太严重的事件由国防处长签字，中等严重的事件由约德尔将军签字，重大、严重事件则由统帅部参谋长签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6 月19 日，外交部驻统帅部联络官通知国防处长时说的：“对于国防军统帅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关于俄闰侵犯边界的报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长发出最后警告，意在表明德国对俄国军队展开所造成的威胁不能再继续犹豫不决了。”
据回忆当时要求拟制的这一报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并有大量数据的文件。说到这里，似乎通过前文讲述的事实，已经揭示了“非正义战争”的实质。然而，“非正义战争”这个词汇对于当时每个军官来说都还前所未闻！后来，从边境会战中俘虏的大量苏俄战俘口中，以及从苏俄在边界附近新建大量机场一事中得知，俄国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远远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德国战争的“非正义”性。最后，只能到它自己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中去寻找答案。
“罪恶的命令”
对于希特勒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罪恶”命令，国防军指挥参谋和国防处肯定有过密切接触。详细地描述一下事情经过，以及此项命令在德国大本营里的产生过程，比仅仅依靠纽伦堡判决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况且对于一个参与者的见证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在我们一件一件地列举一些文件和其他资料之前，首先回忆一下两个情况：
1、居于国家最高位置上的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德国人民几乎一致的拥戴他的“十字军东征思想”，至少也不亚于他后来的几个敌对国。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开的异议都行不通，只能暗地里秘密地阻挠他的企图的实现；
2、军官们习惯干将服从、法制和荣誉，以普鲁士德国国家历史上的典范，作为他们的自然观念，但由于他们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现实与义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看到希特勒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促使他们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起来反抗。因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所发出的命令，与他们军人的伦理极不吻合。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尤其需要说明和加以考虑：在入侵俄国一事上，陆军总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够更多地坚持履行所谓“执行权”；至少在“作战地域”和所属的“后方地域”。除了陆军总司令和由他授权的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脱离陆军而独自下达任务。但陆军总司令却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不得不与本不属国防军的“保安局”和警察特种部队达成必要的协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特别行动队”的本来任务是什么。
人们可以今大的观点，去看待1941 年3 月3 日约德尔将军对他交付给国防处拟制的“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在特别地区的方针”草案的批语。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称，此草案已经约德尔亲自加工修改，并已呈送元首过目”，接着他将希特勒对“最后文本”所提出的“方针”归纳如下：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局，不仅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在幅员辽阔的地域里，只击败敌人的国防军还不足以结束战争。必须解散整个地区的国家体制，建立它们自己的、可与我们进行和谈的政府。
这些政府的组建需要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和制定审慎周到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