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参谋部备忘录最后建议，应尽快恢复与法国的军事对话。
就在德国大本营返回东普鲁士“狼穴”的当天，传来了北非隆美尔在阿拉曼前方进行8 天浴血奋战后惨败的报告。面对这一打击，希特勒只能以“坚强”的话为隆美尔鼓气。正当11 月2 日傍晚，隆美尔为避免全军覆灭，只好违抗来自罗马和拉斯滕堡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撤退时希特勒的一份著名电报正穿过太空，传到隆美尔指挥所。电报称：
“德国人民和我对您的指挥才能深信不疑，对在您指挥下的、在埃及进行英勇防御作战的德意部队的坚贞无畏，满怀信心。在您所处的形势下，只能坚守不能后退一步，要将一兵一卒。。投入会战。。尽管敌人处于优势，但其兵力也将终有一日耗竭一空。坚强的意志战胜强大的兵力，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您的部队要么胜利，要么战死，别无其他出路。”
希特勒的警告，不但中断了隆美尔正在进行的撤退，并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在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里也掀起了一股余波。这里的人们对11 月2 日傍晚发出的电报，还一无所知。因此，当11 月3 日晨3 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值班军官收到隆美尔关于5 小时前部队已开始撤退的报告，并没有认识到形势的重大变化，未象其他重要情报那样，立即向其上司报告。12 小时后，这位年愈50 而久经考验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预备役少校军官，面色苍白地离开了希特勒的简易住宅。只因希特勒想弄清楚，在第Ⅱ号宿营地和隆美尔之间是否串通一气，玩弄阴谋，这位军官才死里逃生，免于枪决，但被降为士兵，到一个“缓刑营”去服役。按照军事惯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竭力承当了一切责任受到“解除职务”的处分。凯特尔曾阻止瓦利蒙特到希特勒那里去，但经斡旋，已无法挽回，并对他就为样离去表示遗憾。约德尔将军没有牵连此事，只是对同他进行长年合作的第一助手说道：“元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最高信条”。与约德尔相反，希特勒副官长施蒙特经过努力使对那位预备役少校的处分大大减轻，只是未能使他留下。11 月4 日，瓦利蒙特勒动身离开大本营。第三天，施蒙特便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认识到，对他的处分是“不公平的”，并迫切恳请他回到原来的职位上来。同日下午，凯特尔也来了同样的电话。瓦利蒙特只是回答他们，在别人对他进行处理后，起码要允许他有个思考的时间。
数日后，隆美尔派一名传令官火速赶到大本营，评细汇报了北非的态势，希特勒因此好歹接受了隆美尔的决定。在希特勒的不断谈话中，越来越陷入完全不现实的想象之中。他把他原来讲的话——要么“胜利”要么“战死”的抉择——早已丢到脑后。首先，他想承认在美国的援助下在北非的沙漠上打的完全是一场物资仗，而“轴心国”鉴于海上运输的困境。难以满足最低需要。少数几辆重型坦克，以及希特勒的最后“指挥”手段——大量使用“立即”和“火速运输”等词汇——也无济于事。在同盟国方面，蒙哥马利将军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第8 集团军士兵发出通告说，此役将作为决定性会战载入史册，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
第二次打击是仅数天后，同盟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由于强大的美国军队在欧洲战争舞台边缘的首次出现；由于敌人占据着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富有重要意义的地域；由于德国缺少防御的各种准备和必要的兵力和手段，使德国统帅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非同寻常的形势。
面对这一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已经觉察到事态这种发展，并在一周前做出判断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是否对此不该比希特勒负更大的责任？人们不禁还要问，即使参谋部的上司不同意它的观点，难道参谋部就没有必要以及没有可能自主行事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记住，正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代表在与法国进行谈判的最初时刻，就将法属非洲的防御问题放在首位，然而，这些努力都因希特勒的阻碍破坏而付之东流。记得，约德尔将军在1942 年10 月15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根据一些不大确切的情报，再次提出了一个他的参谋部过去曾提出过的建议，即允许法国人“从本国调集兵力，加强其北非的力量”这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后一次提出北非问题。这些事实说明，指挥参谋部对此是没有责任的。还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1 月上旬，希特勒——还有约德尔——面对敌人在直布罗陀集结大量舰船，墨索里尼对法属北非形势，再次发出警告，甚至7 月7 日傍晚，敌军已经展开的形势，仍然认为，敌人在地中海的登陆目标不是法属北非，而是其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自己单方面即不依赖于希特勒而采取的准备措施，是为了防止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最高指挥机构的已经暴露多次的缺陷，譬如希特勒的僵化政治态度及其脱离实际的战略观点，——当时他只是看到来自西线和挪威的威胁；盟邦之间缺乏理解；以及对自己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漠视，等等——都使每一项合理化的军事准备工作未能得到实施，致使早已预料之中的敌人行动屡屡得逞。
代替周密的准备工作而作的一些事，可以典型地说明德国大本营的工作关系。11 月6 日晚，戈林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任何接触，便以希特勒的代言人自居，对在罗马的凯塞林说：希特勒排除同盟国将法属北非作为登陆目标的可能性。他要求早已精疲力竭的德国航空部队和几乎没有机动能力的意大利舰队，向敌人190 艘护航舰只“发起日夜不断的连续攻击，并将其歼灭。”11 月7 日，希特勒派冯·林特伦将军两次提请罗马“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部署防御，包括设立障碍物”。此时此刻，希特勒还再次命令加强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的防御。
在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后，在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成员的陪同下，登上他的专列，穿越德国国土，向慕尼黑驶去，准备在那里与“老战士”共庆主观臆造的相安无事的战争态势，当后半夜列车到达图林根一个偏僻的火车站时，传来了盟军开始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消息。此时此刻，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去年对法国人所作的关于保卫海外领地，击退任何来犯者的允诺。而现在，他除了几艘潜艇和几个飞行中队外，并没有抗击敌人登陆——从卡萨布兰卡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一线——的兵力。
瓦利蒙特将军于11 月8 日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条消息。紧接着他接到来自东普鲁士的电话，希特勒已选定他为国防军统帅部全权代表前往维希，与法国最高司令部共同组织抗击敌人在西北非的登陆行动。同日晚，他又接到命令，让他于次日早晨去慕尼黑，到“元首专列”停车处待命。当他赶到那里后，他找到的只是一辆空车。他碰到了约德尔，才知道情况已经变了，希特勒又不想和法国人打交道了。形势异常紧迫，瓦利蒙特立即开始工作，因为车厢里除了副官外没有其他人，而且形势也需要他的知识和经验。
在这些日子里，德国国防军大本营成了外部混乱局面的一面镜子：希特勒在慕尼黑阿尔齐斯大街“元首官邸”，与齐亚诺和赖伐尔举行会谈，未在专列上露面；凯特尔和约德尔在阿尔齐斯大街和车站之间来往奔波；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单独在一节卧车里，搜集紧急情报，拟制在突尼斯构筑“桥头堡”，以及占领“法国剩余地区”的命令。
这次参谋部的搬迁表明，希特勒已改变初衷，不想马上返回东普鲁士，而是想独自在“山间别墅”，思考新的形势。在距陆军总参谋部约1000 公里，离事件发生地点2000 公里的“山间别墅”，希特勒这个刚刚还在慕尼黑啤酒馆自称为斯大林格勒主人的人，在11 月19 日至21 日，又遭到1 周内的第三次沉重打击：这座经长时间争夺的城市已被俄国人包围。数周来准备对顿河下游实施突破的企图，由于象北非一样缺少必要的手段，不得不再次放弃。一个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并已在斯大休格勒这个旋涡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德国装甲师，以及由蔡茨勒创建的由后方的打字员、面包师和司机组成的“紧急动员分队”，即搬出手头的一切力量，暂时抵挡一下俄国潮水般的攻击。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大本营仍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那样，采用习惯的分散办公形式：他自己同副官们居住在“山间别墅”；凯特尔、约德尔和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的军事成员们在“小首相府”做了拉默斯部长的座上客；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则在萨尔茨堡车站的特别列车上。主要于实事的陆军总参谋部设在马祖里森林，附近是空军总司令部，而他的总司令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其他事物。由于斯大林格勒事件，约德尔于11月21 日，将指挥参谋部移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施特鲁普步兵营房，离“小首相府”则更远了。第二天，整个大本营再次迁回“狼穴”。
迁回东普鲁士后，又重开了形势讨论会。在恢复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的第一篇中称，“元首对第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形势充满信心”。11 月底，兵力薄弱的德、意部队在突尼斯城周围，未遇抵抗便成功地建立了桥头堡，“法国剩余地区”也兵不血刃予以占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又因此再度笼罩着德国大本营。在整个形势完全突变的情况下，希特勒依然挥舞着他的指挥棒，到处兜焦着他那东拼西凑的战术。
第五部衰败时期（1942 年11 月——1944 年夏）第一章时代特征
到1942 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11 月20 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 月事件。大约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的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