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 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月23 日举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年3、4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1939 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这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 日至31 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 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 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