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向作者透露了这个绝对军事秘密。即希特勒进攻西方的企图。就连他，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位唯一的“国防军问题顾问”，也不是从希特勒那里，而是从一名副官嘴里获悉这一消息的。凯特尔认为，事已至此，已没有可能提出异议。国防处长则果断决定，既不找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不找再度变得缄默不语的约德尔，而是联合陆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决断展开斗争。因为，没有任何义务比保护人民和国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为重大。看来只有依靠陆军总参谋部这一条路。因为作者曾多次与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官接触，知道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受他的总司令委托，正在修订一份文件，准备再一次以大量的、能够找到的资料为依据，来陈述陆军总司令关于在西线在若干年内只能进行防御战争的观点。
然而，通向措森的道路，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希特勒返回柏林后，于9 月27 日在新的总理府召见三军总司令——到会的还有凯特尔和作者——通告了他的西进意图。在场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无不瞠目结舌。看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刚发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4 号指令中的这句话：“在西方。。必须时刻维持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或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希特勒在讲完话之后，随手将写有讲话提纲的便笺投进他工作室的壁炉里烧掉了，便笺上有他作出以决断的理由和基本作战方针。会上没有任何人对他的讲话提出异议。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营逗留期间，还看到一些潜伏着危机的怪诞不经的事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辆车成两路纵队由旅馆出发，向格丁根北部的战场开进。大本营司令隆美尔将军的一项任务就是将希特勒安排在车队最前方。作者不解地问隆美尔：为什么要成两路纵队行进？隆美尔回答，这个“行车队型”是他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后采取的，因为在大批到大本营的来访者中，有许多非军人，要显示他们的级别、身份的差别，只有采取这种队形，这是一种最适宜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仍使隆美尔出了洋相。当车队行驶到一条田间小路时，队形再无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车突然被一障碍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几辆车却撇下车队，独自前行了。尽管组织这些滞留的人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医院，以打发这段时间，但党务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仍对战场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发雷霆，并对将他们的车子排在后面对隆美尔将军痛加辱骂。隆美尔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行似乎无能为力。当作者出来打抱不平，指责博尔曼的举止时，隆美尔却只要求能将此事报告国防军副官长施蒙特就行了。
第二部建设时期（1939 年9 月—1940 年5 月）第一章框架
早在1939 年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拥挤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指挥任务。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仅满足于制定战争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指挥“机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相反的是，立志要实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办公，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到“元首专列”直至9 月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5 年后即1944 年末至1945 年初，由国防处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东部。这座齐根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件均已具备。据说，庄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1939 年晚秋时分开始西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工作。因此，10 月份，临时为国防处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办公车和运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便强调指出，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 年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7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同一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它的大本营。在此期间，“海因里希”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被撇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严格控制陆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崖城堡”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于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曾是1938 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12—15 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程中，将再度被分割。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1939 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