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这一点，我在下面再说。
第三部分第61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4）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
第三部分第62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5）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摘自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
第三部分第63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1）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
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