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第三部分第66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4）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体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主席对整理稿表示满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
谈到建国后毛主席对《讲话》的修改，除上面所说的情况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订外，还应提到一些提法的改动。这些改动说明了毛主席对文艺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毛泽东选集》相应的句子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主要是加进了“继承”二字，但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因为对文学遗产，有些就是只有继承，根本谈不到是什么借鉴。如诗体、语言之类。今人写七律，写菩萨蛮，就诗体而言，只是继承。各时代的语言尽管都有创新，但作家不可能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另外创造一套语言。二是在论到一些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问题时，原稿说：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毛泽东选集》把“有些”二字去掉，改为“是不同的”。这也是原则性的改动，划清了两种脱离群众的根本界限。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写过《还是杂文时代》的罗烽，把他来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交毛主席审阅。6月12日毛主席亲笔回信，对他既鼓励，又批评，希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这对推动作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协先后召开四五十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作家们还不可能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批地、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因为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座谈会刚刚开过，艾青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主席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因此，一段时间内，作家们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主席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和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
毛主席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此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艾青遵照毛主席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
第三部分第67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5）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同志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