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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华北敌人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与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华北敌人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第四部分第100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4）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叶剑英）
第四部分第101节 杨成武回忆进军绥远（1）
在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回想起毛主席指示我们进军绥远的情景。
那是1948年秋，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聂荣臻同志和我召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面授予进军绥远的任务。这次接见和谈话，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但毛主席当时的音容笑貌，及他那战略家的风度，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雄才大略，他那光辉的军事思想，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
1948年7月下旬，我们华北军区所属的晋察冀野战军的一部，正在保定以北地区顺利进行保北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旅，占领定兴、高碑店、北河店一线的胜利。7月31日，接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电报，要部队立即收兵到易县、涞源、狼牙山地区进行集训，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并要我马上赶到军区，随同聂荣臻司令员去中央接受任务。赶到军区所在地平山县烟堡村后，聂司令员告诉我，现在我军准备在东北同敌人进行决战，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将华北的敌人拉住，积极配合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