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谭延1920年10月12日发的布告，见《湖南省志》第一卷第四一三页）。赵恒惕赶走了谭延，独揽湖南政权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1922年1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第一部分第9节 李维汉的回忆（3）
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毛泽东于1920年4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萧子、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1920年7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泽东同志于1919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各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书社一直办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许克祥封闭为止。
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921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三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以及7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摘自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
第一部分第10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1）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形式下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步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一
为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不辞辛苦，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第一，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促成的。1922年8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湖南的党组织着手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早在1923年3月，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即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毛泽东离湘调党中央工作后，通过覃振的关系将惟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商谈筹建国民党组织问题。至同年11月，已有一批我党团员加入了国民党。至次年3月，设立了长沙、宁乡、安源三个分部，共计国民党员二百六十余人。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的选举制度。——笔者注）毛泽东发言反对这种选举制，他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黄季陆进行辩解，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设立研究会等问题时，毛泽东也发表了重要意见。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月3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2月25日，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和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作为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来说，毛泽东的工作是繁重的。为了改变国民党极端涣散的状况，国民党“一大”后强调组织上和纪律上的整顿，实际上主持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的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的工作。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省长，在执行部冲着毛泽东责问：“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不登记！”带动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结果，这帮人不得不重新登记。
毛泽东之所以积极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基于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正确认识。1925年11月21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次年1月，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又说：“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领袖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
第二，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1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一期出版，并亲自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向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政治周报》“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在宣传新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他的报告受到杨公（中共四川地委书记）的赞赏，认为较其他报告都“有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批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正式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出席了十八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在十二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会议决议通过。在二十次会议上，他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会议照准。在二十三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议：“（一）扩大党及国民政府之宣传于全国各地；（二）变更编纂办法，用买稿法在上海等处收集稿件，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之丛小册；（三）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并请指派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彭泽民、陈其瑗、林祖涵、毛泽东等七同志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四）湖南省党部开办党报请每月津贴六百元”案。会议决议：“（一）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二）（三）两项均照准；第（四）项津贴湖南党报六百元之经费准予香港党报存款项下暂时支用，至香港党报开办时另行设法。”在二十四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议：“（一）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五一’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单；（二）于‘五四’、‘五七’纪念日发表通电”案，会议决议交宣传部起草。他还以宣传部名义请中央发起“五卅”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会议决议照办。在二十五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