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家的妇女要干活，讲究不得“妇容”，并不一定要追逐时尚的缠足；婢女贱妇，供人使役，她们的天足，倒可分出良贱，是以社会上不许缠足。裹足成了社会上层家庭女子的权利，天足是下层人家女子的本分。天足、弓足倒成为不同家庭妇女的分界线。缠足本来是对妇女的迫害，却变成了一部分女子的“权利”，事情的颠倒竟至如此！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阶级道德的败坏，才产生这种奇奇怪怪的逻辑和恶劣的情事。
满族妇女察看汉族妇女小脚鞋
在裹足问题上，清初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满族统治者因本民族妇女是天足，在未入关以前，防止汉化，于崇德三年（1638）下令，禁止满族女子效法汉人缠足，否则治以重罪。入关以后，推行剃发、易衣冠法令，强迫汉人满化，穿着满式服装，改用满式发型，并以此作为汉人归顺的标志，其中也包括禁止汉人缠足。顺治二年（1645）下令，自此以后，满汉人等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康熙三年（1664）重申禁令，规定：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违法裹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之家则交付刑部责40板，流徙；十家长不能稽察，枷号一月，责40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履园丛话》卷二十三）。立法如此森严，有类于“留头不留发”了。这与汉人士大夫思想和民情严重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于康熙六年（1667）松弛这项禁令（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当时士大夫的抵触情绪，即从日后对王熙的讥可知。王熙在康熙五年至七年间任左都御史，上疏主张禁止缠足，并表示从自己家属做起。《桐荫清话》的作者为此写道：“奏疏中有足发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缠足，首云‘为臣妻先放大脚事’。”（《笑笑录》卷六）清初禁裹足之风过后，亦有有识之士表示对缠足的不满，钱泳、袁枚可为代表。钱泳认为裹足是人情所不乐意的事情，而“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应顺乎人情，不要提倡缠足。他还认为小脚与妇德、妇容没有关系，不必为此而束缚女子。他更认识到缠足有害于人的身体和国家兴盛，他说：“妇女缠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而万事隳矣！”他对缠足的历史作了考查，他说不是为考订而考订，因为这是“系于天下苍生”的大事，应当弄清楚它，从而消灭这种现象。钱泳从国计民生出发，对缠足呼喊出那个时代最清醒的强音。
缠足，从本质上说，是适应上层社会奴役、玩弄妇女的需要，是对女子的人身摧残；妇女要取得这方面的解放，只有到生产劳动中才能获得。这种体质的解放，同改变被压迫的社会地位相一致。
世态剪影（二）第10节 早婚与童养媳习俗
清朝政府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统治阶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人民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14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12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13岁，乾隆帝算晚婚的，大婚时也才17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尚幼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这在北方尤为习见。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577年在位）规定，女子14岁到20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22～577）强制15岁以上男子、13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前189）规定女子在15岁至30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的法令，强制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成家。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繁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青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的1060万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4亿1281万人。早在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蕃而田不加辟所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乃祖时跃增15倍，表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辞虚语（《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乾隆祖孙都没有推迟结婚年龄、限制生育的措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如雍正帝祝愿宠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鄂尔泰报告已有五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儿子35个，女儿20个，堪称为“多子翁”。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的思想意识和现象的产生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稳定性，就不难理解了。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习俗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童养媳在清代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童养的女孩年龄多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年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其待年情况，从下表可知一二：
地区童养媳丈夫姓名入婆家资料出处
姓名的年龄
江苏镇洋周氏蔡延爵5王祖畲《镇洋县志》卷十《人物》
长洲杨氏钮成惠6乾隆《苏州府志》卷六十九《列女》
江阴何冰姑陈世荣9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五《记陈烈妇事》
阳湖刘氏徐时凤12《养一斋文集》卷十五《徐节母刘孺人传》
吴江陆氏贺邦达12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四《贺烈妇传》
阳湖汪氏李绶馥13《锡山李氏世谱》卷首之十四《孝烈母汪孺人传》
湖北云梦某氏袁树声13嘉庆《芜湖县志》卷十二《宦迹》
江苏吴江陈氏屠应权15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二《列女》
吴江龚氏凌某15光绪《吴江县志》卷二十五《列女》
吴江黄氏张某15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十二《黄贞女论略》
江阴梅氏李传臻16《锡山李氏世谱》卷首之十四《节母梅孺人传》
镇洋周氏许观澜16王祖畲《镇洋县志》卷十《人物》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赔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童养媳习俗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要花多少钱，女家也不要赔嫁妆，没有破家嫁女之忧，所以同治间纂修的江西《新城县志》说到当地童养媳盛行，强调“农家不能具六礼，多幼小抱养者”。婚礼习俗，成为造成童养媳习俗的一个原因。第三，清代社会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做“冲喜”，希望病人好起来，这又成为出现童养媳的一个原因，如上表中提到的李绶馥妻汪氏，13岁时，“为姑疾笃，归李为待年媳”。童养媳习俗使幼女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一首收于《郑板桥集》的同情待年媳的题名《姑恶》的诗，他写道：
小妇年十二，辞家事翁姑。……姑令杂作苦，持刀入中厨。……
析薪纤手破，执热十指枯。……姑曰幼不教，长大谁管拘！
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挞俱。五日无完衣，十日无完肤。
吞声向暗壁，啾唧微叹吁。姑云是诅咒，执杖持刀铻。
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
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臾。
清吴友如绘《劝母止虐》，表现恶婆毒打童养媳情形道出恶婆要把童养媳纳入规范，动辄打骂，并强迫幼女从事力不胜任的家务劳动，她们在这种迫害下，还不敢向娘家的亲人诉说。这样的恶婆婆不是个别的。她们要降伏儿媳，以使后者规规矩矩地侍候公婆丈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待到小字辈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养媳或儿妇。有的童养媳还被婆家当作财产而出卖，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就记录了一位贫民把童养媳卖给妓院。再如阳湖县有一个佃农为了交地租，要把童养媳出卖给人为妾（道光《武阳合志》卷二十八）。童养媳可以说是一种不人道的婚姻习俗。
世态剪影（二）第11节 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1）
统治者限制再婚及其办法
男子亡故，妻子成了寡妇，聘妻成了“贞女”，还有离婚的妇女，这些女子都有再婚的问题。传统社会的名教认为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妻名分一定，就终身不能改变。为了正名分的大事，妇女要保持贞节，“从一而终”，不能再嫁，即使家贫无以为生，也要按照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不能再婚。倘若第二次结婚，就会低人一等，受到各种侮辱。亲朋会认为她玷辱“门风”，看不起她，所谓“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民国《崇明县志》卷四），就是指此。社会上也歧视，甚至会出现同治《祁门县志》所记载的徽州情形：
再嫁者必加以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勿令近宅，至家墙乞路，跣足蒙头，群儿且鼓掌掷瓦而随之。
生前如此，死后还要受到歧视，族谱的写法就在贬低和蔑视她们。如丹徒县的《京江郭氏家乘》对族人妻室写法规定：正室曰“配”、“继配”，如果是娶再嫁女子则书“纳”，族人的妻子改嫁出去了则写“曾娶”，为的是“贱失节也”。
元明以来，统治阶级把守节的寡妇和贞女表彰为“节烈”、“贞烈”，给她们建立“贞节坊”、“烈女祠”，而清朝做得特别认真。雍正元年（1723）上谕说，“朝廷每遇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系巨典”，命令各地“加意搜罗”，对山乡僻壤、贫寒耕作的农家妇女，尤其不要因她们请旌经济上有困难而遗漏。旌表节孝，除像以前一样给单个节妇银两建牌坊外，又命在各地建立节孝坊，表彰所有节妇。又放宽表扬条件，原定50岁以外死了的寡妇才能申请旌表，改定为40岁以上守寡已达15年的（《清世宗实录》卷四、卷十二）。几年后，又以有的官员不认真执行，下令把建立节孝祠的情况作为卸任交待的一项内容。在这个政策下，旌表节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务。常熟县把西洋天主堂改为节孝祠，储放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的牌位（邓琳《虞乡志略》卷三）。吴江县于乾嘉道间建立贞节坊7个，旌节坊50个（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七）。受到旌表的人很多，上海在同治以前表彰的节烈妇女已多达3000多人。有的宗族祠堂也给节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迹，“一以阐幽，一以励俗”。
清朝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在经济上对寡妇施行小恩小惠，以图阻止她们再嫁。一些地方官和绅衿组织恤嫠堂、安节局、全节堂、崇节堂、清节堂、保节堂、儒嫠局，这些堂、局有一些田产，给贫穷寡妇一些资助，或接受她们进堂生活。有的宗族给寡妇抚恤金，特别是在有义庄、赡族田的宗族内。如华亭张氏义庄规定，寡妇之家即使经济不拮据，亦按贫穷族人标准给予口粮、衣物（《张氏捐义田折奏附义庄条例》）。浙江永康县应氏宗族有恤嫠田百余亩，收入全给节妇贞女（《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一）。有的地方给佃农寡妇以优待，如广东香山刘清的佃农死了，儿子尚幼，遗孀失去租地就无法维生，刘清为保持其“清节”，允许继续耕种，交不足地租也不追逼（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
寡妇的悲惨生活封建势力的压迫，思想的束缚，产生了它的恶果——在妇女中造成许多悲剧。最惨的是殉夫制度。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杀相随，清吴友如绘《古今谈丛图·节烈可风》，表现烈妇殉夫情形“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同治《休宁县志》卷五）。如石埭县方坤死了，妻李氏自刎（康熙《石埭县志》卷七）。有的人本来不想死，但有人逼她改嫁，她为了保持贞节，以自杀来抗争。福建流行一首民歌说：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死，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
控诉了宗法势力对妇女的迫害，揭示了寡妇被迫殉夫的一个社会根源。
清朝政府对殉夫现象，既赞扬，又有所保留。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前，对于殉夫者多加表彰，这一年大学士等又题请旌表山西的烈妇荆氏等人，康熙帝因而说，“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然而丈夫寿短，妻子何必自殒，这种轻生是反常的事，过去旌表，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