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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他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惟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
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清高宗实录》卷一），应当是雍正帝的原意。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清高宗实录》卷四）。礼亲王允礼说在雍正朝，作为皇子的乾隆帝“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谕教”（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允礼《序》）。大学士鄂尔泰在雍正朝经筵会讲中，见皇子乾隆帝“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乐善堂全集》允礼《序》）。这些人都说乾隆帝性格仁慈、好善、温和而严肃，同宽严相济的政治观相吻合，而尤近于宽仁。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3）
乾隆帝自身，在皇子时代，将自家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雍正八年（1730）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反映他的一种理想，自云取这种堂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什么？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善堂全集》卷八）。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了。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观点，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惟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如果不行宽仁之政，“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乐善堂全集》卷一），又有何益？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针对乃父政治而言。宽仁的对立面是刻薄，因为刻薄失掉民心，故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乐善堂全集》卷六）。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他非常感恩，无论是在皇孙、皇子还是在皇帝时期，都对康熙帝异常崇敬。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如其自云：“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乐善堂全集》卷八）。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如云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惟务以深仁厚泽，沦浃中外，俾涵泳优游，四方从欲”，民得其乐（《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又说康熙帝的包容：“皇祖临御日久，天复海涵，臣工贤否，无不洞悉。晚年多所优容，大臣中或有徇情纳贿之弊，岂能逃皇祖之圣鉴，但不欲深究以保全之”。（《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五）包容贪官，本来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乾隆帝却是有条件地予以赞
扬，可见他对乃祖崇拜的程度。
总之，乾隆帝少年时代从乃祖康熙帝那里接受宽平之政的理念，有着仁善的政治观念，向往宽平之治，以宽为表，以仁为实，希望用宽恤获取众心，营造太平之世；成年后鉴于乃父雍正帝的严猛政治的弊端，深明利弊相循的道理，更加明了实行宽平之政的必要，即位后决意施行宽严相济的理想。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4）
上面从政治观念考察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及其来源，但是还有一点不宜忽略，这就是他的邀誉意识，而且在初政期间有其强烈性。乾隆帝爱听赞扬、奉承话。左都御史孙嘉淦于乾隆元年上半年上“三习一弊”疏，谓人君“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孙文定公事略》）。孙嘉淦的上书属于谏议性，并非说乾隆帝犯了三习一弊的毛病，提出来加以警惕，乾隆帝也表示赞赏他的见解。但是任何谏言都不会无的放矢，孙嘉淦看出乾隆帝有喜谀喜柔的问题，故而提请皇帝注意。二年（1737）十一月，乾隆帝刚刚释服，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三私当省”，三私中有一私，是“好谀”（《清高宗实录》五十七）。他同孙嘉淦一样，提请皇上警惕好谀等毛病。乾隆帝好谀对初政的某些决策，不能说不起作用，他需要标新立异，要与乃父有所不同，改动前朝的政事，以显示他的才华和仁爱品格，树立自身的新朝的形象。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在初政时期急急忙忙地去做，如对宗室政治犯的宽贷，前几朝都是慢慢进行的，多尔衮的事，顺治帝不许变，康熙帝维持不动，直到乾隆后期才作出改正。
乾隆帝这时忙什么，不能说不同邀誉有关。为着邀誉，他不自觉地说一些过头话，过多地否定前朝的业绩，而后慢慢地把其中的一些话收回来，恢复到前朝的状态。对于他的改变政策及心理，藩属国朝鲜使者将耳闻目睹的情形及搜集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对继位初年的乾隆帝及其政事作出这样一些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三），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1965年版）。“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政令皆出要誉”（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五十八）。看来，乾隆帝好谀邀誉，也是他以宽平之政改变乃父政策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不能说分量很重，但却是不可忽视的。
乾隆帝不愧是明君康熙帝、雍正帝培养出来的帝王，总结两朝的政治得失，初政即提出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政治方针，尤其可贵的是随时观察政治动向，比较及时地纠正露出端倪的偏差。在他初政期间，屡屡告诫臣工，不要因为他施行宽平之政，而不理民务，听任自遂，出现废弛的迹象，如元年三月说，现在臣下“今日曰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清高宗实录》卷十五）。似此上谕甚多，不必枚举。不难从中发现，乾隆帝很敏锐，及时发觉宽政中官员的心态，官民的恣肆，政事的废弛，告诫臣下警惕，以及全面实行宽严相济方针的必要。他之能够训饬臣工，是因为他时刻进行反省，深怕从一个弊端走向另一种毛病，并且有能力来发现。初政期间如此，以后仍然注意。三年二月谕九卿，不可“因朕宽大，稍萌纵弛，甚至苟且营私，致干物议”（《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二）。四年三月训饬部院堂官，“近来看得各部院办事，渐觉懈弛，天下之事，整饬难，废弛易”，应当警惕（《清高宗实录》卷八十八）。由此可见，乾隆帝随时调整政策，注意克服弊端，使宽严相济的方针得以完整贯彻。因为宽严相济，政策适中，反映乾隆帝政治的活力。
初政中乾隆帝不时讲他实行宽容政策，臣下也这样体会，但是我们发现乾隆帝与康熙帝很有不同，并不以慈爱面目出现于世，他的严毅一面也很明显，从囚禁王士俊可知，严厉打击可能出现的反对派，也是杀鸡儆猴。他是宽中有严，柔中有刚。从其一生来看，严饬雍正帝遗诏命入太庙配享的大臣鄂尔泰、张廷玉以及庄亲王允禄，杀戮大臣讷钦、张广泗，实际上废黜皇后乌喇那拉氏，大兴文字狱亦是一端，甚至因立储的事，要诸皇子安分，不要兄弟相戕，否则，“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这种话，康熙帝是说不出来的，而且因为皇长子允说出要代父皇杀废太子允礽的话，康熙帝立即将他圈禁。对比一下，乾隆帝的严酷一面就暴露出来了。他的这种性格，赋予到政治当中，就能够宽严相济、刚柔相济。
帝王趣话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1）
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
道光帝、咸丰帝是平庸之君，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里不是要发出什么异议，而是希望通过他们召见官员张集馨和段光清的史实来认识他们的理政能力和个性。前面“雍正接见”文中说到清朝制度，中下级的地方文武官员上任，都要面见皇帝，聆听训示，这种活动叫做“引见”；若是地方高级官员的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的履新，则应请求皇帝给于当面指示的机会，皇帝同意了，就进京面君，是为“召见”。引见往往是多人同时进行的，只见一面，而召见则多属个人行为，系皇帝与被召见人单独交谈，即是密谈，而且可能多次见面。
张集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段光清（1798～1878），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引见，咸丰九年（1859）召见。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段光清写作《镜湖自撰年谱》，记录了他们被召见的历史，下面所利用的历史资料就出自这两部书。召见关乎君臣双方，这里则将关注点放在君主方面，从他的提问、指令、表情，来看他关心的事情，处置政务的能力，为人与智慧状况。
道光帝、咸丰帝的召见张集馨、段光清，谈论中说到大政方针，但更多的是了解从封疆大吏到民间情况，太平军、捻军及少数民族战争情形，大员察吏的职责和方法，施政的细微原则，以及被召见人的家庭与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里不必一一介绍，仅将我们有兴
趣的略陈于次：
安内攘夷的战略性思考
咸丰九年（1859）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在第五天咸丰帝问段光清：“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式，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
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他的看法很明确，第一先处理太平军之乱，办法就是用兵，武力消灭对方；第二位才是对付洋人，一则平定了太平天国，夷人见中国没有内乱就会老实一些，再则胜极则衰，夷人必然会败落，所以可以放到第二步来料理。咸丰帝当时没有表态，会见后就把段光清的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得到他们的赞同，九门提督穆某当面赞扬段光清“所言甚善”。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而难为的，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八年四月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五月清朝被迫先后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十月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半年前的四月还同俄国订立了《珲条约》，清朝政府实际上采取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可是外国侵略者咄咄进逼，九年正月英国使臣坚决要求进京，朝廷一面下令严防海口，一面令海运漕船躲避夷轮。三月，俄国强行在乌苏里江、绥芬河建造房屋的奏报到京；英使兵船北上，不理睬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