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第4部分

世态剪影（一）第2节　清代前期江南的商业活动（4）

　　　　这是仕而归农的思想，还是想把仕和农结合起来。约在乾隆年间，吴江县分湖人袁琏因家道中落，弃儒经商，发财后，“买田分湖上，筑室种树，课子弟力耕，农隙课之读书，其不耕者仍遣服贾，贾还复读，不数年而贾者耕者接踵入泮矣”（柳树芳《分湖小识》卷二）。这是耕、读、贾三者结合，而归之于读，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论者的一种内容。在武进城里有个开豆腐店的张金麟，一天对家人说：“吾在城数十年，饱食暖衣，农务荒矣，图目前之安，而不思经久之计，非所以贻后人也。”于是下乡“创置田园，建造房屋”，把妻与子打发回乡耕读，其年老也返回乡里（《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四）。一个豆腐坊的小本经营者，经济比较稳定，尚且预防亏本而留后手，富商大贾经营不善，顷刻荡家，当然更要购置田产，以便败而有所归。就是这个原因，同治间修纂的《江宁、上元两县志》说当地人，“重本富，期久远”。江阴“大率商贾习俗，富则教子弟读书”（道光《江阴县志》卷九）。金匮（今无锡）人钱泳主张：“凡买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履园丛话卷七）其原因就是田园为务本的产业，店铺是从事工商的末业。末业已经给江南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给这个地区造成繁荣局面，但是鄙视工商的观念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可见要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可能因经济状况的某些变革而立刻发生应的较大变化。就本末业的观念来讲是如此，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非一无影响，特别是在对金钱的看法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乾隆时武进人钱惟诚在《养民论》文中说：“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清经世文编》卷十一）就是说在一部分人中把货币看得比粮食、布帛还重要，因为“得金不患无粟”（《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钦善文），商品多了，有了钱可以购买。金钱，真正可以挡饥、挡寒了，货币势力增大了。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记叙过一个故事：　　　　
　　　　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缙绅，亦吾子孙也。”有人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　　　　
　　　　人情以钱财为贵，是进一步认识到货币的威力。这个富翁的所谓使百工技艺、官吏缙绅都成了它的子孙，是深知有了金钱可以购买百工技艺的生产品，可以驱使官吏缙绅为他办事。钱可通神，人们早有所知，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因而加深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对它的追求。但是，当时人对货币作用的认识也还是有限的，对比一下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观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写道：“钱像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又写道：“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会生产”，说的是何等生动啊！有了金钱，可以开办工厂，雇佣工人，制造商品，增殖新的财富。金钱“会生产”，认识得是多么深刻呀！它比之清代江南人的见识显然高了一筹。究其原因，乃是在法国金钱控制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夸张一点说是控制了一切，或者也是巴尔扎克在同一部小说中所说的：“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金钱在中国的江南还没有取得这个地位，人们自然也不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认识。


世态剪影（一）第3节　清代的游民（1）

　　　　游民之众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课题清代游民（或者说闲民）之多，实在惊人，且看当时人的一些说法：清初朱泽沄在《养民》文中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闲民十之三，穷荒州县之闲民十之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无田、有业而无业之闲民。（《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乾隆间，法国天主教神甫阿米窝考察中国社会的报导讲：　　　　
　　　　大多数的人，在整个年头，都没有职业，尤其是在南方各省，这种情形，就引起农村中有用的手工业及工业之扩大。（转见邓拓《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140页）　　　　
　　　　嘉庆中纂著的《巴陵志田赋论》云岳阳地方：“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那时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员何能占到居民的40％？看来所谓的“工贾”，不一定是道地的工商业人口，而是游离在农业之外的游民混迹其中。嘉道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文中写道：“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如何理解朱泽坛、龚自珍等人的话，正是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居民中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是闲民、游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游离在劳动生产之外？　　　　
　　　　所谓闲民、游民，按照通常的理解，应该是不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之内的人，是无业游民，既无产业、也无职业的人。可是其中又有有产业、有职业的分子，又有在四民之列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究竟有无产业和职业？怎样认识有业、无业？其实，相当多的游民、闲民是有职业的，且看：游民的职业与社会职业结构游民有就业的，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如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江西的景德镇，云南的铜矿区，广东的佛山镇等地，尤其是在江浙的太湖水域周围，手工业和商业繁盛，为游民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他们的职业是：　　　　
　　　　酒馆、茶馆、戏楼、娼楼的从业人员、艺人，车、船（游船）、轿夫，掮客，成衣匠，香烛匠，织工、染匠、踹匠，铜锡匠，窑工，硐工，木工，泥瓦匠，乞丐，娼妓，以及三姑六婆等，皆系人们看不上的行当和职业。　　　　
　　　　这些行业的就业者，人数不少，这里主要从苏州和景德镇两地来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嗄尔尼来华，200年后的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撰著《停滞的帝国》一书，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苏州“是女人的都城，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外衣——丝绸的都城”，而景德镇则像“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转见郑勇《旅行者的奇遇与发现》，文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6日）。苏州确实是丝棉织业中心，雍正时期苏州染布业中的踹坊有450处，踹匠多达两万余人。这是苏州织造胡凤翚在奏折里明确讲述的数字（《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乾嘉时代染踹业有很大的发展，工匠应当更多。染踹业是棉纺织业的一个部门，从事纺织的人员更多，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兼事纺织的农夫农妇，纯粹的织工不占主要的地位，可是这个行业大，织工也是不可忽视的工匠成分。与纺织业相联系的棉花收购商、开设棉布字号绸缎字号的棉布商、丝绸商（多为包买商）、踹坊作头（包头，即包工头，由棉布字号领来待加工的布匹和踹匠工银，负责加工和踹匠管理）、丝绸作坊机户（类似于作头，从铺户处领料，用织工加工）、外地贩布的商人。这样，丝、棉纺织业就有一个较大的队伍，它的从业人员当以万计数。丝绵纺织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必然开拓为其服务的行业，道光时钱泳讲苏州“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履园丛话》卷一）戏馆、酒楼业即是应运而发达的，而且依赖其为生的队伍庞大。


世态剪影（一）第3节　清代的游民（2）

　　　　以陶瓷业闻名的景德镇，确系火一样的城镇，官窑之外，嘉庆年间有民窑二三百处，窑户数千家，工匠动辄以数万计。或谓该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兰浦《景德镇陶录》卷八）。　　　　
　　　　云南铜业的从业人员，每个厂矿，“大者，其人以万计，小者以千计”（王文韶《读云南通志稿》卷四十四）。嘉庆中，汉口有铁行13家，铁匠5000余人（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四）。佛山镇的经济以制造铁丝业最为著名，制瓷业亦较盛行，聚集的工匠多，本地生产的稻米不够食用，靠西江供应补充，与此相关的是碾米业和米铺的存在，乾隆后期，米铺梁太盛、梁升平、黄兴臣等家，各自雇工七八人至十余人不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可知米铺雇工不在少数。米铺之增添，赖有制铁、制陶等业的发展，这是连锁反应。夙以经济落后而不为人知的陕西南部凤县、略阳、镇巴等地，出现了许多铸造农具、铁锅的铁厂，从采矿、伐木作燃料到冶铁，大厂用工匠3000，小厂也要用工1000多人（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这类工商重镇，居民来自于各个地方，外地人很多。如苏州、松江的踹匠，多来自江北、安徽南部及镇江府属之地，大体上是有先行者，然后是将亲戚、同乡介绍过来。景德镇的工匠，来自于附近以及远方各地，如谢所说：景德镇“业制陶器，利济天下，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若鹜”（转见《景德镇陶录》卷八）。因此景德镇的居民，十分之七八是外地来的工匠和商人，属于土著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自古以来商人奔走四方，各个工商重镇的会馆的相继建立，即为外商云集的标志，即以《景德镇陶录·景德镇图》所显示的，该镇有徽州会馆、苏湖会馆、南昌会馆、临东会馆、饶州会馆数所。再如佛山镇汇聚山西、陕西商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创建山陕会馆，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出资的商号191家，并在碑记中云：“大丈夫有志四方，无远弗至，……此流寓之有会馆所由设地。”（《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苏州、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有会馆数十所、十余所，盛产丝绸的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亦有数所。正因为流寓之人众多，地方志写到这些地方的居民状况时，总是用“五方杂处”来形容。　　　　
　　　　染踹、矿冶、陶瓷、戏曲等业的下层从业人员本来是有职业的人，可是往往被社会上层，乃至整个社会视作“无业游民”、“游手好闲”之徒，如雍正帝即称酒楼戏馆之人为“游手好闲者”（《朱批谕旨》）。踹匠被官方称作“踹棍”、“流棍”，康熙三十七年（1698）松江府娄县发布禁止踹匠倡聚抄抢告示，开篇即云“为踹棍倡聚抄抢等事”，原来踹匠朱阿文等抢了坊户彭昼三家，且这类事时有发生，故下令“踹匠责令布坊拘管，仍勒石永禁，不许结党生事”。十几年后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嘉定知县在禁止踹匠齐行的告示中云：“（踹坊）包头内择老成者为坊长，管辖九家；如容留流棍，坊长十家，一体治罪。”（俱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谓“流棍”，就是踹匠，或者是寻找踹匠及其他活计的外来人口。　　　　
　　　　一些游民有职业而被认为无职业，是闲民，是无业游民，是游手好闲之徒，为什么？　　　　
　　　　第一，在重农抑末的传统政策与观念支配下，不承认游民所从事的一些职业。因为这些行业，不仅与农业生产无关，且认为占用了农村劳动力，又从事所谓“奢靡”事业，影响人心风俗，不能当作正当行为，不仅不予承认，并且加以禁止。我们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康熙间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毁淫祀”的事件，就是这种观念的鲜明体现：禁止打牌、歌妓、礼佛及以商人为主体的迎神赛会，于是出现“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汤潜庵集》卷七）。这类违背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禁令，只能奏效于一时，而终导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初八）雍正帝为政务实，看到游民以酒船、戏子、匠工为业，虽不能认为是正常职业，但可以养活人，从而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允许他们以此谋生。可是乾隆时的江苏巡抚陈弘谋、布政使胡文伯，又禁奢华、戏馆，因为将它们视为不正当的职业的观念没有改变，禁止就会不断发生。　　　　
　　　　第二，这类行业不稳定，就业者也不稳定，人们对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故而对其非难。游民的就业，表明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在发生某种变化，酒馆、茶馆、戏楼过去就有，至迟在宋代产生瓦子，汴京和临安的酒楼已较出名，到清代瓦子演变为戏楼，而且将看戏、用餐结合在一起经营，使娱乐业与餐饮业有较大发展。沐浴业（澡堂）也在扬州、苏州等工商重镇应时而生。这类行业，就是现代的第三产业。


世态剪影（一）第3节　清代的游民（3）

　　　　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清代社会要比前代来得细致，比如小五金业，从制铁、制铜业分离出来，锡箔、香烛都成为独立的行业，在苏州有它们的会馆或公所。制瓷业内部分工比过去细致，景德镇制瓷工场分出的工种是：陶泥工（练泥工）、拉坯工（做模型）、印坯工（拍模工）、旋坯工、画坯工、舂灰工（合灰）、合釉工、上釉工、挑槎工、抬坯工、装坯工、满掇工、烧窑工、开窑工、乳料工、舂料工、砂土工等，经过这么多专业工人的手，才烧制出瓷器。手工业的规模亦扩大了，从前述云南矿厂动辄用工数千即可得知。　　　　
　　　　这样，旧行业发展，新行业诞生，特别是过去不认为是职业的，实际成了职业，使它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员。人们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即在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