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L CENTRO）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89年在北京跑过新闻，90年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诉我，新华社播发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速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再次感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三十二、新闻检查
三十二、新闻检查
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克亲自主考。老鲍勃先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rut ”（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认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站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居然，不出两年，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送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躲着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我场场必到。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所有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场，因此没有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就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IDF）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象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烦了。
我和法国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FN马达＋30＃f4，我用尼康FM2机身＋MD12马达＋80—20＃m＃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说，“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诺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田拍的那卷用30＃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爱钱但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列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剌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35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35m＃镜头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跑过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读者无法正确判断“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以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8613073642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恕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终于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似乎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我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在这关键时刻，一向稳重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摇摇摆摆的进来了，我顿时象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中国青年报的语言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嘎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的，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