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的声音警惕起来,但仍然显得凶横:“是,咋的, 你到底是谁,有啥事?”
我考虑着说什么,对方却不给我时间,声音更大了:“哎, 你没听见吗?你是谁?有什么事儿?”
我忽然脱口而出:“我是刘大彪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他出事了,被公安局抓起来了,让你想办法救他。”
对方静了片刻,声音忽然变得慌乱而又愤怒: “这……你他妈到底是谁?刘大彪他抓不抓起来和我有啥关系,你跟我说这些干啥?你是哪里,到底是谁,为啥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拿着手机不吱声,电话里的声音更焦灼了:“哎,你咋不说话呀……”
我把手机关上了。就在这时,小赵也来到我身边,大声说:“李队长,我跟夏城那边联系上了,先找的郝平,这小子不知为啥吞吞吐吐的。他说,周春确实是个杀人逃犯,他们局正在组织力量追捕,还专门为他成立了专案组,由一个叫金伟的治安科长当专案组长。我又给这个组长打了电话,他说,他证实了郝平的话,内容和刘大彪说的差不多,金伟还说他知道刘大彪这个人,在当地没什么劣迹,和金显昌也没什么关系。我又向郝平打听了一下金显昌这个人,他说当地确实有这个人,只是不太了解。”
这时,刀柄上的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确实不是刘大彪的。那么,肯定是周春的了。
可我和小赵还是觉得这里有事,对刘大彪不太放心。
我们把一切向队长和局长做了汇报,局长决定派我带小赵去夏城,把这案子查清,并力争抓捕周春归案。
这时,我不能再不回家了,得收拾行装啊。
小赵对我说:“李队长,今天晚上就在家住吧,你和嫂子这么多年了,还闹什么,说几句软话就过去了。这次出去不知多少天回来呢!”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我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
对,该讲讲我自己的事了。
4
我是个普通人,叫李思明,对,是个刑警,而且是刑警队的副队长。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城市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队长高配才配到副科级,我只是个正股。四十五六岁的人,也“鼓”到头了。
当然,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还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年轻时则不是这样,总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也不甘当一般人,心气高得很,大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气派,即使下乡插队当知青时也这样,刚当警察时更是如此,要执法如山,惩恶扬善。这种劲头也有好处,支撑着自己破了不少案子,可也有坏处,也使自己碰了不少钉子。最后,到了现在的年纪,才认识到自己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凭自己区区之力,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也许是年令的原因,这两年,我的心气和体能都在下降。就在前几年,我还和年轻的同志们一样摸爬滚打,需要的时候,也能跟罪犯搏斗。有一次,我一气跑了十几里路,到底把一个年轻力壮的逃犯抓获了,队里的小伙子们都十分佩服。可这两年不行了,总感觉累,年轻时那种热情、冲动、认真、倔强、不服输的劲头都在减退。我明白,这里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有些事儿,你不服也不行,可等你服了,你也感到老了。
我的家庭也很普通,是三口之家。我这个年纪,一般都有两三个孩子,可我结婚晚,只有一个儿子,今年十七岁。想到儿子我心里高兴了些。儿子是好样的,懂事,而且聪明,学习成绩好,总是全班前三名,现在上高二,明年就该考大学了。他也挺有雄心壮志的,要考清华,将来搞科研,这使我很欣慰。我小时候学习也很好,可小学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根本没大学可上。好歹小时候爱读书,偷着抢着的多看了点书,还不算是文盲,三十多岁又通过自学混了个大专文凭,就到头儿了。这些年,我一直为自己没能上过正式大学而遗憾,只好在儿子身上圆大学梦了。
关于妻子,她可有点不一般,我们的关系也不一般。关于她以后再说吧,我的心很乱,恐怕难以保持客观。目前,我们正处于冷战阶段,也就为此,我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要不是出差,我现在也不会回来。现在,我回来收拾行装,也希望在临行前能平心静气地和她谈一谈,希望能有一个平静的心情外出办案。我们已不是年轻人了,没必要再赌气了,冷战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对谁也不好。而且,心情不好对出差办案也有影响。
晚上,我就抱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家中,来到楼下,我还特意停下来,抬头望了一会儿整个家属楼,望了一会儿自家的窗子的灯光。在一阶阶上楼梯的时候,还直劲地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要再和她争吵了,能和好尽量和好。
然而,一切并不是由我的意志决定的。
我打开锁走进门厅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儿子,他是听到开门声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的,手里还拿着一本课本。看到是我,高兴得叫起来:“爸爸,爸爸回来了——”接着,推开客厅的门叫着:“妈, 我爸爸回来了!”
这时候,我听到客厅内VCD传出的低柔的歌声。
听到儿子的呼叫,屋里的歌声中断了。一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不过不是妻子,是个三十多岁、衣冠楚楚的男子。他看到我,有几分尴尬地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急急走向门口。我见过他,是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个业务干部,和歌舞团有点关系。接着,妻子也走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送男人出门,还探出头大声说了句: “有时间常来呀!”然后关上门,仍然看也不看我一眼, 转身回到客厅,并用很大的声音关上门。
客厅内再次响起歌声,声音比刚才还大。
我的心“刷”地冷下来,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没动。
儿子同情地看我一眼,冲进客厅,用焦急、央求的声音叫起来:“妈,我爸爸回来了,快做饭哪,我也饿了!”
妻子很大的声音从客厅传出:“谁饿谁去做,我不是服务员!”
一股怒火从心头升起,可被我压住了,我什么也没说,开门走进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卧室,是我的卧室,我和妻子的卧室。
我走进来,忽然对它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稍稍注意了一下,一切并没有变化,可是,以往那种温馨、温暖却再也不见了。我下意识地叹口气,打开衣柜门,找出一个旅行袋,开始寻找自己出门要带的衣物。
这时,我感到身后的门开了,回头看了一眼,是儿子。他默默地看着我。
我草草检了两件换洗的衬衣塞进旅行袋,拍拍儿子的肩头,欲往外走。儿子拉住我的袖子,低声说:“爸,你要出门?”
我点点头:“嗯,在家好好学习;啊!”
儿子:“你去哪儿?”
我:“夏城,很远,说了你也不知道。”
儿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不一定,可能几天就完事,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 要看案子办得怎么样。”
我走出卧室,来到门厅穿鞋,准备离开。儿子急得对客厅叫了起来:“妈,我爸要走了,要出远门,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这回儿子的话起了作用,房间里的歌声消失了,妻子脸如冰霜地走出来:“你先别走!”
我的鞋已经穿好,望着她的冷脸,也冷冷地反问:“干什么?”
妻子:“你说干什么,咱们的事解决了你再走!”
我说:“怎么解决?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一切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讨厌我,说这个家不是我的,我就不敢回家。你还要怎么样……”
“你……”妻子一下被激怒了:“你说怎么样?我说的哪点错了?你自己说说, 这是你的家吗?你一年能在家里呆几天?你再看看,家里哪些东西是你花钱买的? 还有这屋子。要是指望你,就得住露天去。你挣那点钱,还不够你自己抽烟随礼的……我说的哪点错了?!”
我说:“我没说你说的错,你说得很对。我就这点本事, 每月就挣这几百块钱,底确不如你,唱一晚上歌就挣百八的。我得告诉你,我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你好好想一想吧,该怎么办?想好了,就通知我一声,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对了,刚才那位就不错吧,有钱,对你又非常体贴……”
妻子更恼怒了:“对,他就是比你强,比你能挣钱, 比你体贴人,就是比你强,怎么样……”
我再也忍不住了,手指着她大声道:“那好,你就跟他去吧, 我离开你,我现在就走……”
我气得浑身发抖地去开门,妻子突然扑上来扯住我的衣袖。“你哪儿走,问题不解决,你别想走……”
我猛力挣脱开她的手,冲出门去。身后响起儿子的叫声:“爸……妈……”
儿子的叫声里充满痛苦,我心不由一颤,脚步慢下来。然而,妻子的声音又让我加快了脚步:“别管他,让他走,永远别再回来, 死在外边……”
我走在楼梯上的腿直发抖,好在没碰上人,否则,我当时的脸色一定会吓人一跳。
我的心情坏透了,想想吧,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一个男人伤心呢? 当你要外出去执行任务时,不但没得到妻子应有的关怀,反而被她诅咒死在外面。要知道,我干的可是刑警啊,谁知这一去会遇到什么凶险? 她的话深深地伤了我的心,而且,也使我对此行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我不能为此而忘记自己的职责,这是一起杀人案,我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它侦破。第二天清晨,我和小赵带着刘大彪来到火车站,准备登程。 5
太阳还没出来,周围好象有着淡淡的薄雾。站台上,我们和一些旅客在等车。
我们是四个人,我和刘大彪站在一起,小赵和苗佳站在另一边。苗佳手里拎着一大塑料袋吃的东西,她是来送站的。两个年轻的背影对着我们,距离很近,卿卿我我地低声地说着什么,看来,他们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关系,真该为他们高兴。
我早看出,他们心中已经相爱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向对方公开自己的感情。别看小赵是当代青年,也有文化,破起案子来是个猛将,可在爱情上还是不行,我鼓励他好多次,他一次次往后拖,好几次话都到了嘴边,还是没能说出口。现在,好象终于水到渠成了。
看着他们的样子,我的心中涌起一股难言的惆怅,苗佳的背影更使我想起妻子。想当初,我和妻子也曾经这样过,那时,她是那么的单纯、美丽,我每次出差,她也总要到车站送我,也是这样手里拎着装满吃的喝的袋子,也是这样陪在我身边,可现在……
小赵和苗佳不是自私的年轻人,他们在享受幸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我。我注意到,苗佳看了我一眼,对小赵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人就走到我跟前。
小赵:“李队长,你昨晚又是在队里住的?你把外出的事告诉嫂子了吗?”
一股酸楚从我的心头生起。我说:“告诉了。她诅咒我死在外面,永远也别再回家!”
小赵有点动气了:“这……这太不象话了,我……”
苗佳扯了小赵一下:“李队长,你别往心里去,嫂子说的是气话。你放心走吧,我有空儿找嫂子聊聊,你不知道,我们女人的心都是软的!”
我叹了口气,但愿如此。
一声汽笛长鸣,一列火车隆隆驶来,停下。该上车了。苗佳一直送我们到车上,然后下车,守望在车窗外,冲我们微笑着。我知道,她的笑容是给小赵一个人的。我的目光越过她,下意识地望向车站的检票处,心中希望着什么。然而,那里什么也没有。
汽笛响起,列车慢慢启动了。我的眼睛忽然一亮,远远地,一个少年的身影从检票口冲出,向已开动的火车飞奔而来。
正是我的儿子。
我一下激动起来,忍不住脱口对车窗外大喊起来:“园园, 爸爸在这儿……”
儿子看见了我,激动地飞奔过来:“爸爸——”
儿子飞快地赶到我的车窗下,把一个药瓶从窗口递进来:“你的胃药,妈妈让我送来的……”
火车在加速,儿子渐渐落在后边,他仍然跑着,边跑边向我招手,逐渐远去,消失了。
我的心情忽然一下好了许多。
人是多么脆弱、多么敏感的东西,儿子送来的这瓶胃药, 竟然一下扭转了我阴郁的心情,我感到心里温暖了很多,也增强了对此行的信心。
对不起了,我本来是讲案子的,却讲起了自己,您一定有些厌烦了,请原谅,我在以后的讲述中会注意这一点的。关于自己及家庭我是不会讲得太多的,刚才这些也是不知不觉讲起来的,我也没想到居然能讲出这些来,也许,是因为那一切对自己印象太深、太难以磨灭的缘故。
回到案子上来了。讲到哪儿了?对,我们上了火车,车已经上路。
6
我们坐的是硬座。因为临时决定出差,没买到卧铺。我和刘大彪坐一张座席,我在外面,刘大彪坐里边,小赵坐在对面。
这种坐法当然是有意安排的。
说起来,我们这一路的任务很不轻松,主要是因为这个刘大彪。虽然已经排除了他是凶手,但无论是我和小赵还是局领导,都觉得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这个刘大彪也存在着很多可疑之处,为此,我们才决定带着他一路去夏城。说是一路,其实也有监视甚至押解的意思。一路上,绝不能让他脱离我们的视线。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表面上他还必须是自由的,不能让他和别的旅客有明显的感觉。这就难了。
为这一点,我和小赵很为难,商量了好久,是小赵拿定了主意:“干脆,跟他把话挑明喽!”于是,他在出发前严肃地对刘大彪做了公开谈话:“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排除,我们要去夏城进一步调查核实你的情况,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处理你。所以,这一路上你配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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