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的事件的。
当年轻的美国人戴维斯1925年走在南京路上无意目睹到“五卅”现场惨象时，比他年纪稍长的法国人马尔罗，正好也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从有关他的介绍来看，1923年到1927年之间，他一直在中国一带活动。因此，尽管他可能没有目睹1925年上海的历史场面，但完全有可能亲身经历了因五卅运动而引发的省港大罢工，不然，他恐怕不会写出1928年出版的描写省港大罢工的小说《征服者》（The Conquerors）。
马尔罗是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后来曾出任过戴高乐政府情报部长、文化部长。当中国大革命兴起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却对中国革命的题材表现出浓厚兴趣。除了五卅运动，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便是他另一部小说的内容。当上海爆发工人武装起义和发生“四一二”事变时，他可能正好住在上海。于是，1933年他出版了《人类的命运》。虽然后来有以中国生活为背景创作小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有撰写了《宋氏姐妹》传记的美国记者项美丽，但像马尔罗这样以小说形式直接描写中国革命的外国作家并不多见。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他的回忆录。不知道在那本书名为《反回忆录》的回忆录中，他是否写到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不然，我们就可以得知，他描写的上海事件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马尔罗这两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中译本（也许已有）。但在西方，他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获得过龚古尔奖的《人类的命运》，在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1961、1968、1990年，由美国兰登书屋陆续出版，可见其影响。
从《人类的命运》的故事来看，描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的镇压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每章均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题。小说分为七部分，从1927年3月21日午夜的上海开始，一直写到当年7月的巴黎。在马尔罗的笔下，主人公之一、中国人陈达尔（音译）是一位恐怖主义者，而另外出现的主要人物，均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他们中有商人，有租界官员，有俄国职业革命家。不同身份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也因而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发生在上海的革命。作者如此设计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表明在他看来，中国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它从运作到影响，从牵涉人员到波及范围，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马尔罗笔下，“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充满血腥。《人类的命运》中有一章描写经营照相机商店的德国商人赫姆瑞奇，因参加了革命的行列而目睹了蒋介石大屠杀的惨剧。在4月11日晚上，他的商店和妻儿受到炸弹袭击，生性温和的他，终于被妻儿的遇难激怒，命运在他身上从此发生变化。从对他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那天夜里弥漫上海的紧张气氛和火药味、血腥气。
该章属于第五部分，题为“午夜”，描写4月11日半夜在上海发生的故事。试译如下：
赫姆瑞奇一听说有人向蒋介石投掷炸弹，就赶紧去核实消息。他听说这个将军被炸死了，凶手则逃之夭夭；可是，当他走到翻了个个儿的小车跟前，只见车篷已掀开；他看到车旁的人行道上，陈的瘦小的、血淋淋的尸体躺在那里，被浓雾紧紧笼罩，一位士兵在一旁看守；他还得知，这个将军并不在车里。显然，在他看来，他不同意提供住所让陈躲藏起来，是导致陈遇难的一个原因；他还跑到所属的一个共产党指挥部去，但令人失望，白费了一个小时来讨论蒋介石的死活问题。一位同志走了进来。
“闸北纺织工会已被蒋介石的手下查封。”
“同志们没有反抗吗？”
“反抗的人马上被枪杀了。在闸北，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都遭到枪杀，连家都被烧了……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所有工会组织都被查封了。”
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命令。成了家的同志都赶紧跑回家，带着老婆孩子逃命。
赫姆瑞奇走到门口，只听见枪声四起；他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但他必须不顾一切去把老婆孩子带到安全地方去。在他面前，雾中开过两辆军车，一辆小车，一辆卡车，上面装满蒋介石的士兵。远方有一处枪声不断，其他地方停了下来。
共和二路上没有士兵。他的店铺所在的街上也没有。没有！根本不再会有士兵。商店大门大开，他跑了进去，只见地板炸得稀烂，血泊一摊又一摊。商店受到手榴弹的“清洗”，早变成了战壕。女人歪倒在柜台上，几乎缩成了一团，胸前尽是伤口。墙角，有一只小孩的胳膊，手孤零零地尤显得小得可怜。“他们还不如一下子死掉！”赫姆瑞奇想。他特别害怕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缓慢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如通常一样，只有痛苦的份儿，这比看到弹片带着血沫四处飞溅还要让人感到恐怖。透过鞋底，他能感觉到地板上厚厚的血迹。“他们的血。”他一动不动，根本不敢动，只是看，看……最后他终于看到了孩子的身体，就在身旁的门后面。他几乎喘不过气，流血的气味呛着鼻子。“应该把他们埋掉……”他用钥匙把门锁上，在商店门口呆立着。“哪怕来人发现了我，我也要这样做。”可是他并没有走开。
他知道他正在承受痛苦，可是，一种麻木的光晕环绕着他的悲哀，这一麻木紧随着脑袋不适和发怔而来。没有什么悲哀会让他惊奇：总体来说，这次命运给他的猛烈一击大大超过往常。死并不让他吃惊；它比活着也坏不了多少。令人心寒的是，他不能不想到流淌在这扇门后面的血，居然带来如许多的痛苦折磨，命运这一次竟是如此糟糕地耍弄着人；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这倒让他别无牵挂。
他又走进商店，关上门。尽管灾难突如其来，尽管脚底下传递他一种感伤，除了徒有四壁再也一无所有，可他心中却有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快乐，这是无法抹去的残酷，有力而深刻、带着恐惧与满足。他感到这种快乐在体内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河，越涌越近；尸体躺在那里，他的脚立在地上，被他们的血牢牢粘住。简直是个讽刺，就像他就是那些凶手——特别是面对比死去的女人显得更加天真的孩子，可是现在他不再虚弱。相反，他也能杀人。突然间，对他来说，活着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间的惟一符号，更非最佳方式；进而，他了解他们，爱他们，而在复仇时会比在活着时更加完整地拥有他们。他又一次注意起脚底，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思想无助于肉体，但他却有一种昂扬精神充溢全身。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有力：他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这种不顾一切的陶醉状态。“人能带着爱去杀人。带着爱，上帝作证！”他反复说，握着拳头拼命敲打柜台——也许是对着苍穹……他一下子把手又缩回来，喉咙发干，差一点要哭出来：柜台上也都是血。他盯着沾着血迹斑斑的手在那里发抖，就像神经遭到了猛然一击：星星点点的血花从上面落下来。他想笑，想哭，想从胸间可怕的压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切都没有发生，对现有世界极度的冷漠，和凝固的光线一起，照在满地狼藉和死者、鲜血之上。“他们用火红的钳子夹着殉难者。”这句话在他脑海里浮现；自在中学读到过它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记起来：不过有一点他多少感觉到了，这就是他必须离开，他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
……
走出商店大门的赫姆瑞奇，终于摆脱了恐慌、怯懦。他回到共产党和工人指挥所，也拿起了武器，他被复仇的情绪所笼罩。他和中国的工人们一起走向血泊……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4
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性质的作品，并指出：“《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但是，《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有它的价值。马尔罗借那些激烈、残酷、血淋淋的场面作为背景，把可能看到的场面和听来的故事，与想像和虚构结合起来，生动描绘了这场大革命的演变过程，以此来揭示革命、暴力等方式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个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剧。
我们不妨把这个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做是对历史现场的另一种反映。
1927年第13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1）
1
历史总是留下许多让人费解的环节。1927年的大革命也不例外。
上海街头的革命，一夜之间被阉割，淹没在血泊中。不过，在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武汉，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仍然高扬着旗帜，仍被世人看做中国大革命的“首都”。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武汉革命政府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由斯大林派遣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仍被看做这个革命中心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一切；但另一方面，在南京蒋介石的阵营这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并没有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发生的事变而拂袖而去。相反，即便在“四一二”过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还颇为积极地活跃在南京大本营，所谓武汉和南京发生冲突的“宁汉对峙”，严峻的政治局面和恐怖现实，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激起浪花，他们竟然还如同北伐初期一样，恪尽职守，继续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
是因为职业军人的习惯，不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对来自以输出革命为职责的苏联的红军将领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尚未接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应变指示。在发生突变的中国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大概还没有最后决定是继续容忍蒋介石，还是与之决裂，全力以赴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
的确，“四一二”肯定给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随后他遍访各地，终于找到了斯大林当年的一个演讲的片断。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为回应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这样说：
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乏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转引自彼得•；兰德《走进中国革命》一书）
显然，蒋介石一个星期后的行动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面对一夜之间发生的历史巨变，斯大林当然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政策，更得考虑对付来自托洛茨基方面的质询、批评。如何应对中国发生的变故，他和托洛茨基，还有共产国际都还需要时间。于是，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仍是蒋介石大本营的成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也正因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还留在蒋介石的大本营，今天我们才得以从他们的回忆中，看到“四一二”前后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的活动画面。
1927年第14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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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勃拉戈达托夫1925年来到中国，他是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改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和一批第四期、第五期的同学一起，成了广州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先后担任驻河南、广州顾问小组参谋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副手。“四一二”前后，他正作为加伦将军的副手，出入于蒋介石的司令部。他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为历史留下了那些风风雨雨日子里南京大本营的活动的见证。
其实蒋介石的野心早已被人察觉。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其目的就是想遏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但蒋不理这一套。南京一经攻占，他就离汉赴宁，“宁汉失和”不再是内部的秘密了。就是在此时，勃拉戈达托夫和他率领的苏联顾问小组，也在3月27日乘军舰抵达南京。
不清楚在南京的这些苏联顾问，是否当即知道了4月11日夜里和12日白天发生在上海的屠杀，勃拉戈达托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件事情。他说，在12日早晨，他还在与蒋介石的参谋长讨论宁汉双方协作的问题，他甚至觉得“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