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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第六军的顾问那里得知，武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并决定用轮船和驳船运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要占领南京，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远见的，也很不现实。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张学良可以拿出奉军的六个军来对付唐生智的战斗力不强的两三个军，也就是说他的兵力占一倍的优势，更不用说还有吴佩孚的部队。
由此可见，至少在此时，苏联顾问们还把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司令部作为一个整体在看待。
4月13日夜，蒋介石约见勃拉戈达托夫。蒋介石的突然来访，颇让他感到意外。他这样记录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他当时十分激动。首先问了问我的起居情况，然后问我，有没有得到加伦那里的消息。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就说：他完全不明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什么沿长江向安庆开来。”显然，上海发生的事件并不在他们的谈话之列。
勃拉戈达托夫最为生动的记录，是他对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当晚一个大型宴会的描写。此时，上海13日举行的十几万人大游行已被镇压，整个局势已被蒋介石控制。于是，这样的宴会，也就成了蒋介石和部下们弹冠相庆的场所。我不清楚，勃拉戈达托夫这些苏联顾问，为何还能出席这样一个“庆功会”？当然，我也没有见到比这更好的现场记录：
晚间，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宴会，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第一桌正中端坐着蒋介石，旁边是胡汉民，再往边上是马•；伊•；卡扎宁（苏联顾问的中文翻译——引者注）和李翻译（以备南方人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普通的中国长袍，外面套着深灰色的马褂，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只蝙蝠。他那张尖削的知识分子面孔表明他是个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他梳着平头，黑色的头发使他瘦削的脸更加突出。在另外几张桌子旁坐着许多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其中有肥胖的、宽脸盘的、戴眼镜的何应钦；还有坐立不安的、干瘦的、头上长疙瘩的白崇禧。
胡汉民出席宴会意味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中派已向右倒了。胡汉民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他是一个狂热的反动派，即使在他的支持者遭到不利时，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由于他的反动言论刺伤了总司令，蒋介石曾与他断绝往来，而现在他跑到蒋介石这里来了。
宴会的高潮是大家的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大肆攻击，他处处都提到鲍罗廷的名字。他越讲越起劲，越来越慷慨激昂，声调不断提高，甚至发出尖叫。蒋介石硬说：鲍罗廷答应回到苏联去，但食言了。他说：“我曾打电报去问共产国际：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们对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里，蒋介石把自己同中国中央政府等同起来，即明目张胆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但是，没过一分钟，蒋介石感到自己的话讲过火了，于是便捶胸顿足地向到会者保证说：他不是凯末尔，也不是墨索里尼。他在讲话的最后，大骂中国共产党。
最生动的莫过于下面这个细节：“第十一军政治部前主任恶毒诽谤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他提议为国民党干杯时，一直没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白崇禧，好像被蜂螫了一样跳起来，举杯预祝消灭中国共产党。”
勃拉戈达托夫写到一个他不知道身份的人在发言时，“他那副发狂的神态只能比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胡汉民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讲话”。
“歇斯底里”无疑是整个宴会的基调。勃拉戈达托夫说：
几乎没有人用正常人的声调发言，全都大喊尖叫，歇斯底里地狂吠。起初，我曾想提醒一下大发雷霆的讲话人：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到中国来的，苏联在无偿地援助国民革命军。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把各支零散的队伍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部队，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打垮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肆无忌惮的将军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景，我决定离开这种场合。临走前我请总司令最近接见我一次。我的离席着重表明：我既不同意讲话者的情绪，也不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看来，我们的示威式的退席，对总司令以及到会者稍稍起了一些清醒头脑的作用。他们以沉默为我们送行。
后来，他终于又见到了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今非昔比，在他的面前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神态了。
四月底同总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我提醒注意：我们没有从他的司令部里收到任何情报，因此无法给他们帮助。这时，我从他的姿态、手势和脸色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看来，他已飘飘然地感到自己了不起了。以往我们相晤时，他通常举止朴实，态度友善，这时他却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两手叉在胸前，就像拿破仑那样，撅起下嘴唇，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
1927年第15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3）
3
当上海发生“四一二”事件时，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太平洋上航行，她乘坐的宽敞豪华的美国邮船从旧金山开往上海。
这位自称为“专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后来许多年里，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1925年，她曾从苏联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处访问，与不少中国的革命者有过密切往来。这次她完成了在美国的演讲活动，正在重返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中国。
她回忆说，在她离开旧金山时，美国报纸上已在头版上刊登了惊人的消息：宁汉分裂，英国陆续派出增援部队，美国巡洋舰驶离西海岸，开赴可能决定世界和平或全球大战的地点。可是，让她纳闷的是，在船上航行的这些天里，邮船上印刷的日报，却毫无来自中国的消息，甚至连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消息都没有，只有什么洛杉矶离婚案、芝加哥谋杀案之类的花边新闻。
等船快要抵达日本的大阪时，一个旅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东方的消息，船长笑笑，如此回答：“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我们不发。船员都是华人。我们一发表中国消息，这些穷小子就会被政治所激动，连活都不干了，光站成一圈谈论革命。我们删去来自日本的电讯也出于同样原因，为的是给人们造成我们与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的印象。我们船上主要是这些爱激动的广东人，要是他们一旦为宁汉之事动起手来……好了，晚安。”
当回忆到这一情形时，斯特朗不免感慨地说：“船长就是用这种轻松而冷漠的美国效率对待中国船员和他们国家发生的革命，以保证他的邮船的行驶速度和那些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乘客的舒适。”
抵达上海后，斯特朗即刻开始了她的频繁采访。
她参加了一次妇女会议。她写道：
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引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斯特朗走在上海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大规模镇压的迹象。报纸上刊登消息，在英国人的默许下，中国军队在从汉口开来的英国轮船上逮捕了“共产党嫌疑犯”。被捕者中有武昌文华大学的校长韦卓民。他本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曾和大学里的共产党有过矛盾，但此时也连同与他同船的五六个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逮捕。在有影响的朋友营救下，韦卓民被释放，而其他人则由民事法庭转到军事法庭，随后便失踪了。
斯特朗来到浦东，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那里，打听浦东工会的情况。这位干事告诉她，现在已经没有工会活动，因为政府正在逮捕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开始筹建的工会，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革命军一来，工会“全都很快地冒了出来”。他们掌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夺走了警察和北洋军的武器。
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描写“1927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的著作中，斯特朗记录了这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所讲述的浦东工会在“四一二”前后的故事：
在上海，学生和工人一起攻占警察局，但在浦东只是工人，完全没有外面的学生。他们有十或二十支左轮枪，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但他们从受惊的士兵手里夺取了约二百支步枪。工人把地方政府设在医院并宣布他们有权管辖浦东。上海委任了警察局长，但这里的工人拒绝承认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很强大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太友好。所以，政府把他们缴械了，并就地杀了十到十五个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过七八个人，全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走在弥漫着恐怖血腥味的上海街头的斯特朗，似乎显得单纯幼稚，她居然想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找到一些工人领袖，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显然比她明智得多。他劝斯特朗：“既然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对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斯特朗来说，上海已不再适合她，也不利于她的职业。有人告诉她，要找工人领袖，就应该到汉口去。“幸存的人大都逃到汉口或者作为代表到那儿去了。”在美国时斯特朗就计划前往武汉，因为那里有她早年相识的老朋友鲍罗廷，他还仍然被视为大革命的神秘的中心人物。于是，她动身前往。她与鲍罗廷的特殊关系，注定要为本来已经色彩斑斓的舞台，再抹上生动的一笔。
上海在斯特朗身后消失。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夜，也跌落在历史后面。可是，1927年大革命的故事还在汉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斯特朗，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汇聚到那里，目睹轰轰烈烈却又不免寿命短暂的武汉政府在一片混乱中走向终点，震撼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在黯淡夜色中落幕了。
1927年第16节 潮起潮落（1）
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专门报道革命的这位美国女记者，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这时，中国的革命正在南方走向高潮，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还没有因为他在1924年因病去世而中断。
斯特朗从东北到了北京，随即前往中国北部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绝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严整的军容风纪。斯特朗慕名而来。
斯特朗写道：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她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位于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见到了冯玉祥，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在斯特朗面前，冯玉祥无精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斯特朗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斯特朗问冯玉祥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这种谦逊，被斯特朗认为是冯玉祥为人的高妙之处。因为在她看来，当时北方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
她说得不错。等斯特朗1927年4月在中国大革命的最后时刻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果然成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竞相笼络的对象，一时间，军事实力雄厚的他，成了决定政治格局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
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直接感受中国大革命的还有美国记者瑞娜•；普若姆和她的丈夫威廉•；普若姆。
他们1926年来到北京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便选中了他们来负责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威廉和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同时，他们是西方人。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也指导过他们的工作。
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一度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一天，正在北京的合众社记者迈尔斯•；沃恩，告诉瑞娜一个传言，张作霖正计划绑架她和威廉。就在他们见面的那天早上，沃恩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犯人被绞死。沃恩向他们描述现场情形：这些人被迫跪在一根柱子前，双手被捆在后面，一个士兵用一根皮带捆住每个受刑者的喉咙，两头穿过柱子上的洞系在一个轮子上，这样做会使活结拉紧，“直到受刑者的眼睛凸出，脸色变紫”。
沃恩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