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宽，坐在那里头、颈、背成一直线，虽已八十有四，仍一派军人风度。在他的客厅里，见到墙上悬着几幅叶剑英元帅一九七九年和他在上海的合影。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心腹。一九九○年，有人问张学良将军，如果他重访大陆，要见些什么人。张学良首先便提到了孙铭九。一九九一年八月，沉默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一家饭店首次接受外界采访——向日本ＮＨ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讲述了当年坎坷历程。此后不久，长井晓来沪，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张学良的录像带，并说：“张将军很关心你的情况。”孙铭九一边看录像，一边热泪纵横……孙铭九，一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出生于辽宁新民县（今属沈阳市）。往日的报道上，写作“孙铭久”。我问起他怎么会改名，他说上私塾时老师给他取名“明久”，弟弟叫“明昌”。后来他去日本，改为“铭久”。新中国成立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那聘书上写成“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下去。
孙铭九原本在天津张学铭手下当教官。张学铭是张学良之弟，孙铭九则是张学铭的同学。一九三一年，张学良出任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路过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哥哥张学良，张学良颇为看重孙铭九，送了孙铭九一块表面上印着他的头像的表。这表是张学良向瑞士订制的，专送给一些关系密切友情甚笃的友人。孙铭九得了这块表，表明张学良对他的充分信任。此后，孙铭九成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后来，又担任卫队营营长，成为张学良嫡系中的嫡系。东北军进军西安，张学良住在城内金家巷，孙铭九则住在不远处的一座四合院。当那“马夫”进城之后，张学良关照孙铭九：一位红军代表“吴先生”要住在那四合院内，务必保证“吴先生”的绝对安全。孙铭九不敢怠慢，他和夫人刘静坤改住门房，上房住的是张学良随从秘书应德田，为中共秘使让出了厢房。厢房共三间，当中的一间是过道，里间住着中共党员朱光亚，另一间靠近门房的则安排给“吴先生”下榻。孙铭九对放哨的部下说“吴先生”是他的亲戚，进进出出不得阻挡，不得盘问。住了数日，孙铭九见张学良总是秘密会见“吴先生”，便知此人来历不凡。当他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吴先生”原来是红军名将叶剑英，更是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张学良—叶剑英—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条秘密“热线”。光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叶剑英在西安城里发往“红都”保安的密电，便达十八次之多。叶剑英平日深居简出。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被孙铭九得知，颇为着急。孙铭九担心，叶剑英当年在黄埔军校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学生们都认得他，万一在西安街头被人认出，那就麻烦了。孙铭九关照叶剑英，让他再不能去公共澡堂。又有一回，西安城里一个中共秘密联络站附近，突然出现许多警察。中共地下人员以为出事，飞报孙铭九。孙铭九当即用汽车从家中接走叶剑英。后来才知道，那些警察并非搜查秘密联络站，于是那汽车载着叶剑英在外兜了一圈之后，又重返那四合院。叶剑英不光是沟通了张学良和毛泽东的联系，甚至通过张学良，还沟通着“西北剿总”司令蒋介石和被蒋介石称之为“匪”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周恩来托叶剑英带了一封信给张学良，内中提及：“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议，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在西安发密电给中共中央：“蒋、张已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剑（英）拟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报告。可否，复。”在十一月上旬，发自保安的电波，告知叶剑英：“回保安商量，并顺便问张将军可否资助我们一点经费？”叶剑英当即向张学良转告了来自“红都”的意思。张学良对红军充满友情，一口答应给红军五万光洋。当叶剑英复电保安，财政部长林伯渠当然欣喜万分。正因为这样，林伯渠出廓二十里，前去迎接叶剑英一行……然而，作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的张学良，怎么在暗中如此慷慨援“匪”呢？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天主教堂里的彻夜密谈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上午，一架“波鹰”（今译“波音”）飞机从陕西中部的洛川县起飞。
在那时，黄土地上空难得见到飞机的影子。飞机钻入云霄，不知去向。飞机的驾驶员，竟是三十五岁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多才多艺，会开汽车、摩托车，也会开飞机。
一九三四年，张学良乘车去鄂东麻城视察。当地的“父母官”闻张将军至，率部下出廓三十里迎接。等了许久，等不到张学良。后来才知道，公路上曾驶过一辆汽车，那司机便是张学良！当地的“父母官”见到那辆车，以为是“开道车”，张将军的专车必定在后边哩！又有一回，张学良在天津，因急事要赶回北平。他竟驾着一辆摩托车，独自疾驶，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回到了北平！
他购买了一架“波鹰”飞机，成了他的专机。他喜欢飞来飞去。飞机快捷，办事效率高。这一回，他亲自驾机飞行，却为的是高度保密。飞机上的三位乘客，是经他严格挑选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机要随从参谋孙铭九，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物。飞机起飞后，绕了一个圈子，然后才朝北飞行。直至机翼下出现蜿蜒的黄浊的延河，还有那小山顶上的宝塔，张学良才降低飞机的高度，稳稳地降落在一片河滩上。那里便是肤施，即延安。
孙铭九记得，一行四人下了飞机，朝城里步行。没多久，来到肤施城东北军驻地休息，等待着一位重要的人物的到来——此人来自“红区”，现已在肤施城东川口，准备天黑时分进城。张学良知道这位要人的到来，是因为他在三日前——四月六日，接到毛泽东、彭德怀从瓦窑堡发给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商谈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原来，那位要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一行五人，副手为李克农。李克农，安徽巢县人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起便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三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乃中共党员，供出了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的地址。那从武汉发往南京的电报被钱壮飞知悉，火急转告李克农，李克农迅即安排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转移……李克农参加了长征，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张学良便是他的联络对象之一。夜幕低垂，周恩来一行五人秘密地来到肤施城内天主教堂，张学良早已在那里恭候。这是周、张平生头一回见面。周恩来留着浓黑胡子，张学良称之“美髯公”。张学良与“美髯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五十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ＮＨK电视台采访时，回忆初识周恩来，便作出十二字评价：“反应敏锐，言谈出众，学识渊博。”张学良介绍了与他同机而来的神秘人物，说是他的秘书。周恩来一见这位张学良秘书，不禁大笑起来，与他热烈握手。听张学良介绍说：“这是贵党的刘鼎先生。”周恩来也就顺口称那人为“刘先生”，说道：“刘先生好！”那人也连声说：“周先生好！周先生好！”其实，这位“刘先生”，是周恩来的老部下，三十三岁，四川南溪人氏，真名阚尊民，化名刘鼎，后来竟以化名传世。一九三○年，当刘鼎从苏联留学回来，到了上海，便是向周恩来报到的。刘鼎和他的妻子吴先清，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工作人员。刘鼎精明能干，颇得周恩来赏识。吴先清也是一员强悍的女将。一九三三年，吴先清调离中共中央特科，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她居然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闵鸿恩的隔壁！至于刘鼎怎么会变成张学良的秘书，倒也颇为曲折：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曾发生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周刊，在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写道：“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人的罪恶。”“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此文发表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为由，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处《新生》发行人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与张学良私交颇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由南京来沪时，看望了正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张学良的心：“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张学良听进了杜重远的话。二十多天后，他在沪秘密会晤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是辽宁义县人，年长张学良二十多岁，曾在奉军任职，担任过长春戒严司令、东北陆军第十五师师长，被授陆军中将衔。“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上了庐山，面谒蒋介石，提出组织东北义勇军四条政见，被蒋介石所拒绝。张学良在上海见到了老部下李杜，颇为欣喜。言谈之中，李杜的意思与杜重远完全一致：“联共抗日！”张学良知道李杜虽不是中共党员李杜后来于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病逝于重庆。，但与中共有联系。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与中共联系能否与中共领导人
商谈联合抗日之事。李杜果真有办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李杜从上海给张学良发来电报：“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张学良当即派了高级参谋赵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绍的“朋友”接往西安。三月十一日，张学良跟这位“朋友”首次见面。这位“朋友”便是刘鼎！刘鼎作为中共代表，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而对外则称是“秘书”。张学良主动找中共联系，中共也主动找张学良。张学良部将高福源，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所俘，进入中共所办“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经过学习，高福源转换了思想。一九三六年一月，高福源携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件抵达洛川，第一次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后来，高福源经常往返于洛川和瓦窑堡之间。由于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出面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李克农冒着鹅毛大雪，在洛川与王以哲见面、会谈。接着，三月三日，张学良又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密谈。张学良向李克农提出，希望晤面毛泽东或周恩来……经过高福源、李克农、刘鼎秘密地穿针引线，终于促成了肤施教堂里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彻夜长谈……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周恩来虽说是跟张学良头一回见面，但两人才说了几句话，便猛然缩短了距离。据周恩来回忆，他跟张学良一见面便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当即接上去说：“我知道，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张伯苓，天津人氏，曾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在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周恩来十五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校长便是张伯苓。周恩来觉得奇怪，张学良怎么也是张伯苓的学生？张学良笑道：“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笑罢，张学良又道：“我和你同师。”这别具一格的寒暄既毕，双方便切入正题。对于共同抗日，双方无须多言，早已一致：日军占据了东北军的老家，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西北，东北军全军上下抗日一心，与中共的抗日主张完全吻合。
周恩来跟张学良会谈的核心是如何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说明了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日反蒋”。周恩来说：“愿闻张将军意见。”张学良直率陈言。他认为红军是“真抗日”的队伍，这毋庸置疑。蒋介石呢？据他观察，蒋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蒋”这口号不利于团结抗日。张学良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又是国民党的主流派。如果反蒋，势必抛弃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力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固然是错的，但蒋介石并未降日。蒋介石现正在歧路上。
张学良说：“在国民党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蒋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寄希望于蒋介石抗日。但是，蒋介石左右也有很多亲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我主张，我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辞职另干！”周恩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张学良这番“抗日必须联蒋”的主张，以为颇为在理。周恩来说：“作为我个人，赞同张将军意见。但这是个大政策，我要回去，带上张将军的意见，提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对于周恩来的表态，张学良觉得很为满意。双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会谈直至翌日凌晨四时结束。临别，张学良把《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彩色地图赠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周恩来离去时，原本一行五人，此时变成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