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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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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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三十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四十人左右(后来才知是七十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五十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王协一的卡车仍朝里进。门卫开枪了,打破了黑夜的宁静。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五十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二道门的火力甚猛,因为蒋介石的卫队听见枪声,火速起床加入了战斗。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白凤翔、刘桂五带领的队伍也先后到达五间厅。听说蒋介石逃了,都吃了一惊,分头开始搜索。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那山,也就是骊山。骊,即毛色纯黑的马。那山形似马,山色纯黑,得名骊山。此山自古以来,便颇有名气。相传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的那个烽火台,就在此山上。秦始皇陵,在此山北麓。华清池及唐朝华清宫故址,在山的西北麓。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委员长,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委员长——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委员长,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孙铭九那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也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灰白短发,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    
    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关于此后的情景,美国记者斯诺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是这么写及的: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汽车开到西安去了。“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斯诺:《西行漫记》,三六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本书所引用的这一段,斯诺加了这样的注解:摘自代我在西安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采访的詹姆斯·贝特兰访问孙铭九的报道。笔者采访孙铭九时,他还忆及:在山上,他一说是东北军,蒋介石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    
    孙铭九便叫士兵挟架着蒋介石,下了山,然后连推带拉,把他送上小汽车。那是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一五七七”。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在战斗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死于流弹,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蒋孝先被东北军打死,此外死亡的还有蒋介石速记秘书萧乃华、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双十二”飞舞于华清池的弹雨,从此载入了史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十日,随着日本NHK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该台在台北独家采录的专题片《张学良现在开口诉说》和《张学良:我的中国和日本》,八十九岁高龄的张学良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历史老人,回首往事,坦然说出了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张学良透露了自己生日的秘密:前些天,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八十位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庆贺他九秩大寿(虚龄),举行仪式。这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新闻传媒广为报道,轰动海内外。然而,那一天并非他真正的生日!    
    张学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阴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阴历四月十七日,是公历六月四日。恰恰在这一天,皇姑屯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被日军炸毁,“大帅”死于非命。“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张学良说道,“从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日军杀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过了半个多世纪,他首次打破缄默,也选择了日本电视记者,以便通过日本传媒,使日本年轻一代知道历史的真相。他在接受采访,一开始便说起自己的“生日之谜”,道出了那段血的历史。    
    张学良又说及了日军当年侵占东北三省。他说:“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为这样,他是非常坚决的抗日派。张学良忆及,父亲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国通”林权助前来游说,希望他倒向日本。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他说:“我是个中国人呀!”于是,张学良下令东北易帜,挂起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回忆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当时要求是很严的,下令做什么,必须要做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从此,张学良开始了跟蒋介石的合作。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个人关系非常好,他死时我去看过他。我和他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说明……”说着,张学良拿过一张纸,把这两句话写了下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敌。”张学良对他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作了说明:“我同蒋总统(引者注:虽然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才当选总统,但蒋总统在台湾已成了对蒋介石的习惯称呼)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张学良也就谈及了关于共产党问题。他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他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他对日本NHK电视记者所说的对日本、对蒋介石、对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说清楚了他当年下达扣押蒋介石命令时的动机。    
    当然,他也仅仅是下令扣蒋,而非杀蒋——如他所言,就个人感情来说,他和蒋介石“情同骨肉”。当年,“三国四方”:日本,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中华民国之中又有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另一方。张学良说清了他处于“三国四方”之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理清了历史的思路……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先礼”不成,这才“后兵”

    张学良说及他和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临潼扣蒋,是“尖锐”到了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这“尖锐”,是一步步加剧的。“先礼后兵”。在“兵谏”之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次“言谏”。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的那些日子里,张学良曾对他诉说心中的痛楚:“我遭国难家仇,却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大为不悦,说道:“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安内之后便可攘外。”张学良又与阎锡山一起,劝起蒋介石来。蒋介石益发不悦,斥道:“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于是,蒋介石在洛阳空军分校训话时,不点名地训斥起来:“有人想联共。任何想与共产党联合的人都比殷汝耕还不如!”殷汝耕何许人?早年倒是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与日本特务土肥原勾结,成为大汉奸,策划在华北五省成立亲日“自治政府”。蒋介石警告张学良,你要联共的话,比大汉奸都不如!    
    蒋介石咄咄逼人。他知道东北军、西北军不愿“剿共”,十二月六日,他在华清池行辕召见张、杨,向他们摊牌了。蒋介石毫不含糊地说:“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抉择:第一方案,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进攻红军;第二方案,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至福建,十七路军调至安徽,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剿”。这两个方案,显然都是张、杨所难于接受的。蒋介石把张、杨逼上梁山了!抱着一线希望,张学良于翌日上午再赴华清池行辕,向蒋介石面谏。张学良此时,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直陈己见,直抒胸臆:“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引者注:当时的省名。自一九二八年设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包头等市),进一步窥视我西北。国家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国。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蒋介石听罢,寸步不让,针尖对麦芒一般,加以反驳:“你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是到了剿灭共产党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最后,蒋介石说出了最为强硬的话:“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听了蒋介石这句话,张学良知道“言谏”已经不再有什么效果。随后,杨虎城亦到,又对蒋介石劝说了一番。蒋介石也毫不客气地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跟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红军已成流窜之众,我决心用兵!我有把握消灭红军!十七路军中若有不主张剿匪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到了这地步,张、杨心中明白,苦劝是劝不动蒋介石的。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七日,张、杨定下了实行“兵谏”的决心。于是,张学良便带着白凤翔、刘桂五前往华清池察看地形了。    
    据孙铭九回忆,使张、杨下定“兵谏”决心的,还有一封密电,那是十二月初,张学良部将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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