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铭九回忆，使张、杨下定“兵谏”决心的，还有一封密电，那是十二月初，张学良部将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他说，据何成浚（当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密告，何赴洛阳见蒋介石时，曾在蒋介石侍卫长钱大钧的办公桌上，见到一份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到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王化一请张学良有所准备。
这一密电内容，在张、杨十二月六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得到证实，表明蒋介石早已在安排处置东北军。就在这柴已布满之际，蒋介石反倒自己点了一把火！那是在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送达手谕。这手谕是他十二月九日在华清池亲笔写的：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或许是故意放出空气，要以蒋鼎文、卫立煌取代张、杨，以此逼张、杨“剿共”；或许是借报端披露消息，观察一下张、杨的反应。当然，也可能蒋介石真的要下这一步棋。另一逼迫张、杨总摊牌的举措，是蒋介石决定于十二月十二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张、杨如不服从总攻击令，便以违反军令处置。蒋介石的宪兵团和陕西省警察局已在暗中列出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中中共及亲共人员名单，只待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下达，马上着手逮捕。双方的箭都已在弦上。终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华清池响起了急骤的枪声。顺便提一笔，骊山上蒋介石被扣之处，也从此遐迩闻名。国民政府在那里先是建了一座草木结构的亭子，先曰“蒙难亭”，又改称“复兴亭”。一九四六年，胡宗南令桂永清推倒旧亭，建一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曰“正气亭”。
一九五○年，此亭依旧，只是易名“捉蒋亭”。一九八六年，为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此亭再度改名，曰“兵谏亭”。从“蒙难亭”、“复兴亭”、“正气亭”，到“捉蒋亭”、“兵谏亭”，历史给那小小的亭子打上不同的印记。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古城西安沸腾了
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哪里，哪里就轰动。实际上，那是一次对蒋介石的态度的大检阅：反蒋者欢欣若狂，拥蒋者如丧考妣，这两种人虽说心态相左，但都旗帜鲜明。妙不可言的是一些表面上拥蒋、暗地里踩蒋一脚的人物，态度暧昧，连连做着小动作……沸沸扬扬，保安—西安—南京，这三座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不同的戏。枪声只是行动。行动需要宣言加以阐明。临潼扣蒋，发生在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当天的报纸已无法加以报道。当天，张、杨印发的第一号《号外》，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最早报道。现照原件全文抄录于下：
号外
第一号
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于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一）为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
（二）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
（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这第一号《号外》，非常清楚地道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那就是两个字——“兵谏”！“谏”什么呢？紧接着，当日印发的第二号《号外》，阐明了张、杨的八项主张。现仍照原件，全文抄录于下：
号外
第二号
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救国主张
（一）改组现在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主张的核心，一是“停止一切内战”，即停止“剿共”；二是“救国”，亦即抗日。两份《号外》，短短三百来字，简洁地阐明了华清池枪战的缘由。《号外》只能当天在西安城里撒发，张、杨还于当天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态。电文中写道：“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中同样开列了那八项主张，阐明“诤谏”的含义。随着《号外》、通电的发出，古城西安沸腾了。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捉蒋”成了西安三十万市民最激动、最热门的话题。街上，一辆辆宣传车在撒《号外》。人们自发组织游行，高呼着口号：“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这后面两句口号，虽说从未见诸张、杨宣言，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士兵和西安的老百姓，却喊了出来！
西安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古城，城中央的钟楼向来是人来人往最频繁的所在。那里顿时贴满了标语和漫画，标语的主题句是支持张、杨，漫画的大主角则是被抓的蒋介石。围观的市民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口号声此起彼伏。这天下午，西安几十个群众组织纷纷开会，忙着发表宣言，发表通电，不亦乐乎。诸如《致全国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拥护张杨救国宣言》、《告各党各派书》等，群情激昂，无不拥戴张、杨……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笑谓“元凶被逮，薄海同快”
最早得悉西安异常动向的是毛泽东。那是刘鼎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即将发动“兵谏”的消息后，立即给“红都”保安发去密电《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三○○页，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印，一九七九年版。
刘鼎的电报，常被说成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零时三十分发到保安。但据刘鼎自己回忆，他“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则应是十二日清早四五点钟了。刘鼎的密电，报告了西安发生紧急事变。毛泽东事先未曾闻此事，急切欲知详情。紧接着，早上六时左右，张学良嘱刘鼎和应德田为他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电报，立即发出。毛泽东读罢。才略知西安事变的大概：吾等为中华民族反抗日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北进。
电报中提及的“防胡北进”，指防胡宗南北进。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闻此急讯，都赶到毛泽东那里。“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日！”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轻松。毛泽东的话，引起众人大笑。周恩来道：“他过去多次悬赏八万元捉拿我，这一回捉他，我们可一文未花啊！”朱德则接着说：“这次恐怕要首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中共领袖们喜形于色，唯张闻天言语不多，陷入思索之中。
这是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所知也仅限于电文中那几行字。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着手处置这一紧急事态，最初作出决定的是两件事：
第一，拟好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学良来电称蒋介石被扣问题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电》。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必须把这一突发事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电报中，转摘了张学良的来电——也就是前面所引述的电文。
第二，立即复电张学良，以求证实来电所述情况的可靠性。毛泽东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表达了他对蒋介石被扣的喜悦。复电建议，张、杨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北面钳制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复电还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和张、杨共商大计。
毛泽东最初论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抗日起义”。中共对于张、杨持支持的态度。这样，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便以这样的标题加以报道：“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红色中华》的报道，仍用杨虎城的原名杨虎臣。坚决的革命行动”。这期《红色中华》，还加了这么一条大字标语：“拥护张学良杨虎臣将军西安抗日起义，驱逐日寇出中国！”毛泽东的窑洞里，机要人员进进出出，不时送来西安密电，使他对西安突发事态渐渐有所了解。
张学良接到中共复电，知道中共拟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大喜：“他来了，一切都有办法了！”张魁堂：《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交往和友谊》，《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三期。张学良马上告诉刘鼎，准备派专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十二日夜十时，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的复电。十二日夜十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共产国际电报，报告了对于西安事变采取五点紧急处置意见——这是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措施《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
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月内实现之；
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四部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
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之成立；
五、争取蒋军全部。
毛泽东的窑洞，彻夜亮着灯。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四时，中共中央又发电报给共产国际。电报提出了毛泽东的重要策略：“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之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一策略上的考虑，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实权派，大大小小的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表态，唯独中共保持沉默——虽说中共在致张学良、杨虎城的密电中，明确地表示支持。
中共的动作快如迅雷。十二月十三日，位于西安城东北的七贤庄一号，原本的“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牙科医院”，忽地换成了“中国抗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招牌。那里，原是刘鼎在一九三六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为了遮人耳目，刘鼎通过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德国的牙科博士来此开诊所。此人叫海伯特·温奇，犹太人，受德国法西斯迫害来华，同情中共。另外，刘鼎还指派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中夏（已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之妻夏明，以护士名义，在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刘鼎又从上海请来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来此屋地下室设立了电台。这样，七贤庄一号便成了中共在西安的重要据点。华清池的枪声一响，这里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亮出了红军联络站的牌子……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南京衮衮诸公意见纷争
与“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消息，要晚得多。据当时在南京的陈布雷十二月十二日日记所载：“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这表明，南京方面，直至十二日下午一时，尚不知西安风云突变。陈果夫只因西安至南京电报不通，感到诧异。下午三时五十分，南京方面这才收到国民党驻潼关部队的将领樊松甫发来的电报，告知蒋委员长“失踪”。这下子，南京方面才知西安动向异常。直至下午五时二十分，南京方面收到张、杨通电，这才大吃一惊，知道“介公”被扣。比起中共来，差不多晚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像炸开了锅似的，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南京政府衮衮诸公，先是不知所措，紧接着则意见纷争。就在保安毛泽东窑洞彻夜通明之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们也于十二日夜十一时聚集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开至十三日凌晨三时结束。接着，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加以讨论。两个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
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议还决定，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会上，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陈立夫另有妙计，他以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可另辟蹊径：通过潘汉年与中共紧急联络。于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命他火速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国民党和中共在幕后建立的秘密联系，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杜桐荪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记裁缝店”里找到潘汉年，已是十三日深夜。
潘汉年随杜桐荪赶往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则已是十四日上午了。暂且按下潘、陈会谈不表，该叙一叙正在上海的宋美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当蒋介石的专机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和他同行，同住华清池行辕。此后，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宋美龄也同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