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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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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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专机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和他同行,同住华清池行辕。此后,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宋美龄也同往。五十诞辰那天,蒋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枝蜡烛时,宋美龄也在一侧帮助丈夫吹。十二月四日,当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由洛阳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因病去上海治疗。这样,当华清池弹雨纷飞之际,宋美龄不在场。宋美龄发表过《西安事变回忆录》,内中写及“初闻”蒋介石被扣的情形: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明。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全球。骇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当宋美龄从上海赶到南京,已是十三日早晨。这时,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已经结束,那四项决定已经作出。然而,宋美龄见了那四项决定,大为不满。后来她这样忆及:“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这样,南京又出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张“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宠惠等。    
    十三日午后,一架由宋美龄所派的专机,从南京机场起飞,朝西北飞去。机上坐着宋美龄指派的特使……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就在宋美龄派出的专机、特使朝西北飞去时,由张学良派出的一架专机离开西安,朝“红都”保安飞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红军和老百姓紧急动员,修飞机场。保安这么个小县城,从未有过飞机场。张学良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决定派专机迎接。    
    于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块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临时机场。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转了几个圈,飞机无法降落——那临时机场质量太差了。专机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也有的文献称政治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题是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这次会议的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透过会议记录,可以窥见当时会上争论的真实情形。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这时,张闻天经过久久思索,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说,我们“不愿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以为,张、杨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他说,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战线”,使中共“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听了张闻天的讲话,觉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话,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看来,保安窑洞里,中共高层的争论并不亚于南京。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毛泽东主张“审蒋”、“罢蒋”,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蒋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领袖们恨透了他。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及当时的情形,倒也颇为真切: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三三二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保安,中共常委也争论热烈。    
    毕竟毛泽东已是中共权威性领袖。中共的行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实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夫人在《延安日记》中,描述了大会群情激愤的情景:“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从保安腾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在西安事变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显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    
    南京嗓门最高的是何应钦,他称张、杨乃“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保安除了在十三日举行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之外,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也发出公审蒋介石的呼声。    
    严重的对立,出现在十五日和十六日。    
    十五日,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内中明确地提出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一二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讨伐张学良叛逆》,作出三项决定:“决议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    
    (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清叛逆。    
    (二)由国府即下令讨伐。    
    (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    
    何应钦走马上任讨逆总司令,随即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    
    东北军、十七路军则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摆开阵势,迎战“讨逆军”。    
    一场大规模内战,已是箭在弦上了。    
    导火索在哧哧燃烧,一寸一寸逼近火药桶……    
    为了掐断这导火索,两架专机先后降落在西安,分别载着国共特使。    
    来自南京的专机,早在十三日午后便起飞,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张、杨部队的炮火所击落——因为在起飞前,宋美龄以及机上那位特使,都曾从南京致电西安张学良,却未收到复电。实在等不及了,专机起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离西安不太远的洛阳——蒋介石“避寿”之地。    
    宋美龄派出了特殊的特使,此人高鼻碧眼,乃洋人也,名唤威廉·亨利·端纳,年已六旬,英籍澳大利亚人。    
    宋美龄派出端纳前往西安斡旋,此人可谓“最佳人选”。端纳既和张学良有着深谊,又是蒋介石所信得过的,况且凭借着那高鼻子,超脱于中国各党各派之上。    
    端纳出生在澳大利亚,祖先是苏格兰人。一九○三年他到香港出任《中国邮报》副主笔,从此与中国结缘,以至成了一位“中国通”。不久,他成为《伦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驻北京记者。他的成名在一九一五年,他从袁世凯的顾问、英国人莫理逊那儿看到袁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在报端捅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端纳也从此与中国国民党人建立了友谊。    
    端纳跟查理宋(宋耀如)结识于一九一一年,由此跟宋美龄有了久远的友情。    
    他又结识了孙中山,为民国政府起草了第一个对外宣言。    
    端纳后来又成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张大帅被炸身亡,他便成了张少帅的顾问兼老师。一九三四年,端纳陪着张学良周游欧洲六国,朝夕相处使他跟张学良友情甚笃。    
    游欧回来后,端纳陪张学良在上海会晤蒋介石夫妇,深得蒋介石赏识。人们常称端纳为蒋介石的顾问,其实并无此职。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    
    十二月十二日晚,宋美龄一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马上从上海寓所给在国际饭店的宋子文和端纳打电话,要他俩赶赴孔祥熙那里,同商对策。    
    端纳见到神魂不定的宋美龄。宋美龄焦急地用英语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绑架,听说已被杀死!”端纳当即摇头:“我不相信!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叛变委员长。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端纳的话,安定了宋美龄的情绪。当夜,宋美龄、端纳、宋子文、孔祥熙一起从上海赶往南京。    
    当端纳从南京起飞时,宋美龄委派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作为翻译同行。宋美龄还写了亲笔信给蒋介石,托端纳带去。    
    十三日日落时分,端纳专机降落在洛阳机场。入夜,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电报,说是欢迎端纳入西安。    
    翌日,洛阳天气颇为恶劣。至中午,仍不见有好转趋势。端纳不顾气候,要专机起飞,冒险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西安上空。端纳掷下一降落伞,内有一信。告知如允许着陆,机场上烧三堆火。果真,机场上烧起三堆火。专机降落于西安。    
    下午五时,由张学良陪同,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连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的猜测,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并无杀害蒋介石之意,只不过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端纳发电报给宋美龄,宋美龄顿时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十五日晨,端纳又见蒋介石。然后在下午飞返洛阳。飞去洛阳,为的是能与宋美龄通长途电话,报告详况。端纳告诉宋美龄,蒋介石平安无恙,而且张学良请孔祥熙即飞西安商谈……宋美龄极度兴奋,觉得解决事变有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红军先声夺人:占领延安

    张学良和杨虎城急切地盼望着周恩来的到来。然而,十三日派往保安的专机,由于无法着陆,徒劳而返。    
    保安乃陕西偏僻小县,要使周恩来尽快赶往西安,看来只有取道肤施(延安),从肤施乘飞机飞往西安。    
    顶风冒雪,十五日清晨,一队人马奔出保安城。周恩来上路了。他,面容清癯,满腮黑须。同行者之中,有那位穿梭于南京、保安之间的中共密使张子华,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有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这一队人马,除了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外,还有负责护送的一连红军。    
    山道,积雪,路难行。花了一天时间,抵达以腰鼓闻名四乡的安塞县城,在那里过夜。安塞在肤施之北。翌日,又花了一天时间在雪路上前进。傍晚时分,夕阳映照白雪,周恩来一行抵达肤施北门外,与黄春圃部队会合。    
    黄春圃,亦即后来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当时用“黄春圃”之名。其实,他本名虞上聪,瑶族,湖南南部江华县(自一九五五年起,那里改称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故名江华。江华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曾任毛泽东秘书。    
    据江华回忆,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正在保安的防空洞里睡觉,忽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说是周恩来有急事找他。一到周恩来那里,江华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顿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时,听说蒋介石要从南昌到前线视察,江华奉命和杜仲美一起带领一支突击队,要去活捉蒋介石。可惜,他们赶到时,蒋介石已经离开,失去机会。如今,听说“死对头”被抓,怎不雀跃欢腾?    
    周恩来告诉江华,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忙着收缩兵力,以对付向西安进攻的蒋介石军队。肤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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