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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汪精卫便收到国民党中央急电，要他迅速返国。闻蒋介石被擒，汪精卫仿佛喜从天降。倘若蒋介石被杀，汪势必可取而代之，成为国民党领袖。于是，十四日，汪精卫电复南京：“遵即力疾启程。”汪精卫在法国会见了国民党驻法使节郭泰祺、顾维钧，声称：“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汪精卫是众所周知的亲日派。一旦杀了蒋介石，让汪精卫当政，那会比蒋介石更糟——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汪将回国”这一严重的动向。
周恩来、张闻天的劝说，斯大林的电告，宋美龄、宋子文愿意和谈，蒋介石态度转变，汪精卫准备回国……这一连串的变化，终于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
这一改变，最初从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透露出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电报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然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份电报与在三天前——十五日毛泽东等十五位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报所云“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决”，已有明显不同。
这份电报意味着毛泽东已回复到他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即“逼蒋抗日”！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那孔（陕北人以孔为窑洞的量词）石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依然由张闻天主持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作报告，会议气氛却与六天前——十三日的会议截然不同。那次会议，议论纷纷，意见分歧；这次会议，众说一致，作出了明确的决策。内中的原因，如张闻天所言，“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露得）更充分”。前文曾提及，周恩来告诉过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周恩来所说的“一星期”，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十九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作出了“最困难的决定”，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西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是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内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已来不及刊登。《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二十一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二十一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宋子文以及毛泽东—潘汉年—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集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晶莹的冰雪覆盖的华山，知道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入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砌了墙，而我盖上了顶。”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
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
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三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与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谋主”！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②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
达蒋”②。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③。这样，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