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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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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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胡宗南的电报所称“七昼夜的激战”、“俘虏五万余”,乃系虚构。因为毛泽东让他一步,早已作撤离延安的准备,胡宗南一路顺风,并无“激战”,也无大批俘虏。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蒋介石自然比胡宗南更为兴高采烈。蒋介石在翌日晨,发布嘉奖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蒋介石的“雪我十余年来积愤”一句,道出了他内心的真话!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笑谓胡宗南“骑虎难下”

    南京一片欢腾。《中央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国军收复延安”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国军解放延安》。街头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贴着“庆祝解放延安”、“庆祝陕北大捷”大标语,鞭炮声此起彼伏……此处颇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也用“解放”一词。“解放”一词,其实古已有之,《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中,便有:“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蒋介石的“解放”,是指从中共手中夺回之意。毛泽东更为常用“解放”一词,则是指从蒋介石手中“解”而“放”之。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那时叫《解放日报》;理论刊物叫《解放》周刊。国共决裂之后,中共军队不再称“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国军解放延安”的一片欢呼声中,陈诚在二十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挨打。”陈诚还说,今后“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致电胡宗南,把“雪我十余年来积愤”,延伸为“雪二十一年之耻辱”,把账算到了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电报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月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进入延安,他陪同“参观”。在枣园,胡宗南步入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看得很仔细。他居然拉开毛泽东的书桌抽屉,细细检视。他发觉,抽屉里有一纸条。拿起一看,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毕,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据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多年观察:“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毛泽东的“势成骑虎”这句话,正是一语道破了胡宗南的心病。确实,胡宗南在攻占延安之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毛泽东对付胡宗南,采用了“蘑菇”战术。如他所言:“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二二二至一二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在山险路艰的陕北,跟胡宗南“蘑菇”,把胡宗南部队磨得又累又饿。胡宗南生怕毛泽东有诈,“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战局的转折点》,新华社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社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据云,这是“国防部指导下的新战术”。    
    尽管胡宗南小心翼翼,还是一回回进入毛泽东设下的伏击圈,连吃败仗:    
    就在占领延安后的第六天,在延安东北的山势险要的青化砭,胡宗南三十一旅近三千人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四月十四日,胡军四千多人被歼于陕北羊马河;五月二日至四日,在陕北蟠龙,胡军六千七百人被歼……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

    就在胡宗南骑虎难下之际,蒋介石在重点进攻的另一翼——山东,也连吃败仗……那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蒋介石的嫡系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临沂北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团围困在孟良崮,已经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崮,山东一带对四周陡峭而有着蘑菇状山顶的石山的称呼。七十四师的师部,就设在崮顶岩下的山洞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一米八六的个子,长得英俊潇洒。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后来升为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能文能武,能书善画,颇有儒将风度。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为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这一回,却陷入了绝境。面对中共部队激烈的炮火,已无退路的张灵甫面临最后的决择:要么降,要么死。他选择了“杀身成仁”。张灵甫写下了绝命书。其中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妻子王玉玲。这两封绝命书,交给了勤务兵。勤务兵穿上解放军服装,混出孟良崮,带到了南京。    
    王玉玲珍藏着张灵甫的绝命书。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安采访了张灵甫长子张居礼,他出示了张灵甫的绝命书——这是现居美国的王玉玲,交张居礼之弟张道宇带来的。张灵甫给妻子的绝命书全文如下: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及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亲来看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生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张灵甫写罢绝命书之后,自杀身亡。他的七十四师共三万二千余人,全部覆没。    
    当时,考虑到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皮定钧命政治部派人购棺木予以安葬。收尸者乃吴强。这一段经历给吴强留下很深印象。后来,吴强写出了孟良崮之战的长篇小说《红日》,并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一九六二年拍成电影……对于孟良崮之败,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检讨: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视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级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    
    蒋介石不论是重点进攻延安,还是重点进攻山东,皆遭失败。    
    随着重点进攻的惨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就由主动转为被动。蒋介石已没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宣称“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那种踌躇满志的气度了。因为五个月早已过去,中共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连连获胜。就在陕北蟠龙之役和山东孟良崮之役大胜之后,正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并称蒋介石为“卖国集团”: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大凡输家,往往容易发火。蒋介石输了,对毛泽东恨透了,火极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蒋介石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蒋介石光是“通缉”毛泽东还不解气。他在七月四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得以通过。他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于是,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及条例:《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戡乱总动员,也无济于事。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战争进行了一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蒋介石的军队被歼人数已达一百一十二万。    
    美国《白皮书》也明明白白指出:“战略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中共手中。”    
    蒋介石虽说不愿直截了当承认失败,但从他讲话的口气中也可明显感到了:“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他已不再去夸口讲几个月内消灭共军了,只是说中共打不败他,表明他已处于守势了。对于这一年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进行总结。他们都既回顾过去一年的“棋局”,又在总结的基础上考虑如何走下一步棋。    
    毛泽东的总结,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在陕北葭县朱官寨写的,题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蒋介石的总结,是十月六日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演讲,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    
    毛泽东显得很兴奋:“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则不能不正视败局:“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毛泽东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蒋介石则确定如下方针:“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蒋介石开动了脑筋,用他的“智”,下达《制定剿匪作战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后对中共作战的“四大守则”:“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他制定的“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不过,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蒋介石对毛泽东下“通缉令”,而毛泽东此时来了个针锋相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蒋介石下“通缉令”。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下“通缉令”,这与两年前他俩在重庆高举通红的葡萄酒杯,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毛泽东还宣告:“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面对中共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意识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在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下一篇《反省录》,对于他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毛泽东呢,此时他的心绪很好,胜券在握。他对蒋介石提高了调子,由“内战祸首”升级为“蒋介石匪帮”了!多少年来,总是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匪”,所以不停地“剿匪”。如今颠倒过来了,轮到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了。这种称谓的变化,倒也鲜明地反映出蒋介石和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诚如古语所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蒋介石败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蒋介石写下那篇《反省录》之后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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