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蒋介石写下那篇《反省录》之后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如今，轮到毛泽东以踌躇满志的姿态说话了：“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二四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这样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也心中明白。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的日记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他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1
就在蒋介石连吃败仗、目怵心惊之际，民怨高涨，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随之不断下降，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
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
蒋介石还说：“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仿佛在给人们出哑谜，人们纷纷猜测究竟谁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未来总统。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这些条件，很多人推测是胡适。胡适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便颇享盛名。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后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他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又是文人的象征。
蒋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决不竞选总统”，人们竟难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适当象征性的元首，如同当年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一样；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贤，总是要先来一番逊辞再三。
蒋介石再三坚辞总统候选人，倒是张群明白他的心意：《中华民国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必须进行修改。于是，在四月五日下午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由陈布雷起草的一项决议案：“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以紧急处分。”这新增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了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殊权力，蒋介石满意了。于是，蒋介石也就不再“坚辞”了。
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了“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也就在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会上发表演讲。蒋介石追述了自己的奋斗史，从最初追随孙中山，到领导北伐，进行“剿共”，直至领导抗战。最后，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蒋介石既然说“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当然就一锤定音。他成了总统候选人。不过，光是他一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也就谈不上竞选，缺少民主的味道。于是，由居正参加陪选。居正那时担任立法院院长。
翌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得二百六十九票，蒋介石的得票数差不多是居正的十倍。这样，蒋介石也就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集总统、总裁于一身。总统的选举颇为顺利。副总统的选举，却风波迭起。
副总统的候选人，蒋介石原本内定孙科。孙科为孙中山嗣子，担任过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孙中山乃国民党的缔造者，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国民党内颇享声誉，而且与蒋介石关系不错。由孙科出任副总统，也表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忠诚之意。事出意外，忽地杀出一匹“黑马”，角逐副总统，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与孙科同龄，小蒋介石四岁，乃桂系首领。李宗仁向来与蒋介石龃龉颇多：他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联合何应钦逼蒋介石下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桂战争，李宗仁兵败，出走香港；这年十一月，他又联合张发奎反蒋，又败；翌年，与阎锡山、冯玉祥一起反蒋，再败；过一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和陈济棠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一九三六年，再度联合陈济棠发动反蒋兵变……在抗战中，李宗仁因指挥台儿庄战役，给了日军沉重打击，名声大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2
李宗仁此人错综复杂，既反蒋、抗日，也反共。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支持过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李宗仁一向“凡事不为天下先”。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李宗仁会跑出来竞选副总统。就连李宗仁手下的大将白崇禧都感到惊讶。幕后的底细，若干年后由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道出：“后来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原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一九四七年夏去北平。九月八日，他在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写道：“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又指出：“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这表明，美国已把希望寄托在李宗仁身上。
有了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出马竞选副总统，自然使蒋介石心中不快，他曾说这“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除了李宗仁、孙科之外，还有程潜、于右任以及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等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当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李宗仁和孙科。副总统的竞选，近乎白热化，那角逐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一场精彩的球赛。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结果是：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余票。李宗仁得票数虽然居于榜首，但不足当选票数，即未超过全额半数——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二十四日重选，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十六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这时，蒋介石对李宗仁施加压力。会场上散发种种传单，对李宗仁进行激烈攻击，说他的台儿庄的胜利是假的，说他的竞选口号跟共产党的口号差不多……二十五日，各报爆出大字标题新闻：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这一着棋是高明的。因为他一旦真的退出竞选，蒋介石的脸上也不好看了。于是，蒋介石只得出面，表示在选举中“不袒护、不支持任何一方”。李宗仁又重新参加竞选。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选举。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十五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不得已，只好在二十九日进行第四次选举——这一次是“决选”，以谁多谁当选，不一定要过半数。李宗仁最后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险胜孙科。就在南京忙于竞选的那些日子里，四月二十二日，延安重新回到中共手中。不过，毛泽东没有重返延安，却东渡黄河，由山西进入河北阜平县境内。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副总统。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纪念“五一”节口号》，共二十三条。其中的第二条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蒋介石呢？他则在五月十日的日记中这么颇为微妙地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一个“败”字，已在这位新总统的脑海中不停地盘旋着……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大决战前夕双方摩拳擦掌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南京国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在那里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悲凉的。谁都意识到，与中共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然而，取胜的希望却是那么渺茫。
与此相应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滹沱河北岸一个长满古柏的柏树坡，有座七八十户人家的名叫西柏坡的小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那里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谁都意识到，与国民党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与会者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决战前夕，这两个会议在唱对台戏。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原本是白崇禧。自从李宗仁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便令国防部长换马。他把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让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蒋介石此举，当然是为了削弱桂系的势力。
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蒋介石作了《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报告。蒋介石的报告调子是低沉的。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蒋介石严厉批评了他的部属：“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接收。”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发出了严重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呢？他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毛泽东告诉与会者，中共党员已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从一九四六年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二百八十万！毛泽东在说及这两个数字时，脸上挂着笑容。毛泽东正在考虑着“夺取全国政权”，他提出“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蒋介石和毛泽东报告的调子截然相反，正是反映了蒋败毛胜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南京，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了两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损耗数字：“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枝，机枪七万挺，山野重炮一千多门……”西柏坡，朱德也在报告两年来的战绩，其统计数字竟与何应钦十分相近，只是比何应钦更为精确：“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虏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会议的第四天，眼看着将领们个个垂头丧气，大有“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之态，蒋介石又发表演说加以打气：“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相互埋怨，互相倾轧。”毛泽东依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的歼敌速度，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今后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则再花三年时间，歼敌三百个旅，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又同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发展到五百万人。
毛泽东这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