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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高级官员腊斯克曾说：“我们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管在它管辖下的土地是如何狭小。”多少年来，美国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虽说自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但是谈判旷日持久，比当年的国共谈判还要马拉松！这一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起，至一九七○年中断，长达十五年之久，总共会谈了一百三十六次，开创了谈判的世界记录！然而，美国政府毕竟渐渐认识到，不能置庞大的、广有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不顾，坚持“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管在它管辖下的土地是如何狭小”。在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时，他的办公桌上便放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当选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虽说他曾以反共著称，但不能不正视现实。他上任不久，便宣布结束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的永久性游弋。在他的政府文告中，开始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再是过去所用的“赤色中国”、“共产党中国”。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处于改变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抓住了机会，谋求和美国改善关系。于是，那位戴着宽边黑框眼镜的基辛格博士，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在巴基斯坦演出了戏剧性的一幕。他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晚宴上假装肚子疼，而明白内中缘由的叶海亚也就当众宣布：“基辛格阁下身体不舒服，不妨在伊斯兰堡多停留几天。还是让我来安排一下吧，到纳蒂亚加利山间别墅去休息几天，你会很快恢复健康的。”这位基辛格博士，早在他执教于哈佛大学时，便指定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著作。他对毛泽东有着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外界以为基辛格去“山间别墅”的那些日子里，基辛格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他在装肚子疼的翌日清晨，便乘他的波音707专机，作那次神秘的飞行……于是，产生了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那颗震撼台湾岛的“原子弹”！
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就在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海峡两岸差一点有了一次不寻常的接触机会：那是宋子文突然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病逝。宋子文在一九四九年去法国，后来定居于美国。宋子文的葬礼，理所当然他的三个姐妹都应出席。
马上传出消息说宋氏三姐妹都要来。
宋庆龄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要去美国，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无外交关系，没有直航班机。她只得与英国航空公司联系，经伦敦飞往美国。宋美龄在台北。她的专机已由台北飞往檀香山，正准备飞美国。听说宋庆龄要去，蒋介石怕中“中共统战圈套”，嘱宋美龄返台。
宋庆龄呢，因一时包不到专机，只得作罢。结果，唯有在美国的宋蔼龄出席了宋子文的葬礼。宋庆龄和宋美龄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成了太平洋中的孤舟
紧接着到来的，便是第二次冲击波——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间，联合国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提出的提案，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台湾的“外交部长”周书楷，悄然地退出了联合国。
差不多在一夜之间，二十多个国家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断交！
这外交之战的势头，有点像当年国共之间的三大战役。毛泽东在外交方面大胜蒋介石。
台湾，一下子成了太平洋上的孤舟，处于外交“大地震”之中！
蒋介石蒙此沉重打击，于被逐出联合国的翌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大骂联合国“向暴力屈服”、“向邪恶低头”。不过，蒋介石也承认，如今他不能不在“风云变幻莫测的海洋中操舟前进”。
蒋介石宣告：“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然而，蒋介石尚未从这两次冲击中站稳脚跟，第三次冲击波又接踵而来。
这第三次冲击波，便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访问中国一周。虽说这一回不像基辛格访问北京那样突如其来，是在公告中早已宣布了的，但毕竟美国总统前去拜见毛泽东，这不能不对蒋介石构成极大的压力。
须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只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九六○年六月来台湾作了短暂的一天多的访问。
这一回，尼克松访问北京，阵营颇为强大，除了基辛格之外，还有国务卿罗杰斯。
毛泽东正在病中。然而，毛泽东在病榻上关注着尼克松到达北京的时间。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才四小时，毛泽东就会晤了他。
新华社的报道写道：“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
这一报道中，没有出现“文革”中毛泽东的“专用”形容词“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之类。台湾作家梁实秋还敏锐地从发自北京的照片中，发觉毛泽东和尼克松之间，地上放着一只痰盂。他由此写了一篇散文《痰盂》。
这些细节，无意之中透露了毛泽东正在病中——虽说在当时是极端保密的。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访问过台湾，和蒋介石作过交谈。
这一回，他又晤会了毛泽东。这样，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着一种比较之感。后来，他写了回忆录《领袖们》一书，其中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
尼克松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打败了蒋家军队，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
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作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人，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
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发觉两人都喜欢“用手一挥”。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
一九七二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一九五三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趁这机会，替毛泽东作了答复：“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辩之才。
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你们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他笑着说。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喜欢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分子——共和党是站在右翼——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乐的名字，毛有点迟疑，说戴高乐另当别论。却又说：“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我比较喜欢右翼人上执掌政权。”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
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
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
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在世界上，既见过蒋介石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能够像尼克松用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却不多见。
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的成果，凝结于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
报，史称《中美上海公报》。《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妙笔，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即只有一个中国，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却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台湾又一次为之震动。台湾人士称：“《中美上海公报》之宣布，实是一叶知秋的事，因为它暗示美国与中共的建交是迟早的事了。”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
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一架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架从北京飞来的客机，是出现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不过，飞机上所载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及其家人。这是他的专机，飞来香港，据说是探亲。
显而易见，这位长者来历非凡，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不过，一位文史馆的馆长，带着女儿、儿子、秘书、医生、护士以及厨师，乘着专机前来香港探亲，这派头未免太大了点。
这位馆长，就是当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章士钊。
说是探亲，倒也确实有亲可探。他的奚夫人于一九七○年死于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见。他来探亲，就是探殷夫人。
其实，年已九旬的他，何必兴师动众乘专机来香港探亲，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吗？他非来香港不可，是因为他另有使命。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国共和谈。
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国民党代表，而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也正因为是毛泽东所派，为了照料年届高龄的他，特地给他派了专机，还派了那么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来，当年留下来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已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病逝；代表黄绍竑，病逝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因此，毛泽东点将，非章士钊莫属了。
章士钊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和解，曾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两度赴港。这一回，毛泽东考虑到，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及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正处于动荡之中，需要加强和谈工作。正巧，章士钊也有意于此。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以探亲名义，派章士钊飞往香港。
章士钊到了香港之后，通过他的各种老关系，跟台湾国民党联系。不料，他毕竟年事已高，来香港一个半月后，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病逝在那里。章士钊去世之后，北京方面倚重屈武，从事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未竟之业。屈武原本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
屈武在国民党方面，亦广有影响。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蒋经国在莫斯科有着同窗之谊。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后，张治中两赴溪口，屈武和他同往，向蒋介石请示和谈方针……于右任在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之后，妻子及女儿仍在大陆。于右任思念妻女，常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联系。
一九六一年三月，于右任在给吴季玉的信中说及，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寿辰即将来临，十分挂念。正巧，章士钊在香港，得知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即嘱屈武，为岳母在西安隆重祝寿。事后，屈武托吴季玉转信给于右任，说是“濂溪先生”关照为老夫人祝寿。此“濂溪先生”之称，外人莫知，乃在重庆时于右任和周恩来交往时，对周恩来的隐称。邵力子知道这一隐称，嘱屈武写上。果真，于右任回函，托屈武向“濂溪先生”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