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表示怀疑。
当代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奥里尔学院学习过，化学家亚历山大·托德男爵和国民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更别提沃尔特·罗利田爵和托马斯·莫尔这些毕业很久的学生了。博·布鲁梅尔，摄政时期著名的花花公子，也曾经就读于奥里尔学院，虽然为时很短。有一回他用一根白带子系住一只寒鸦，让它在学院庭院里乱跑，用以讽刺地模仿院长的样子。但只有一位老校友成功地让高街上的母校增光了—泽西尔·罗德兹，一名很普通的学生，却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和牛津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要是泽西尔·罗德兹只有他的钻石矿和他的帝国梦的话，他的名字肯定早就随罗德兹主义一起在殖民史的曙光中为世人遗忘了，然而，没有比罗德兹助学金更能造福社会的了。
参观牛津大学，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一所学院赶往另一所学院。要想不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我们还是先去一座花园吧。当然是一座学院花园，基督圣体学院的花园。牛津最小的学院毗邻最大的基督教堂学院。基督圣体学院的花园也很小，貌不惊人，大多数人会将它忽视。风铃草、报春花、紫丁香和勿忘我，青翠的花菜叶、薄荷、鼠尾草，枝繁叶茂，超出了花坪边缘和路沿，仍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乡村菜园加略显杂乱的花草，这一混合体为基督圣体学院花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在花园结束的地方也就是城市结束的地方。站在城墙遗址的台阶上，我们能眺望远处的田野，目光掠过体育场、河谷草地，遥望基督教堂学院关闭的花园及其古老的梧桐树。
当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1517年创办基督圣体学院时，他将他的学院比做一座大花园，学子们出于对上帝的敬爱和自身的利益应该在里面像蜜蜂一样刻苦学习。为了让那里生长出“最优秀的草木花卉”，这位虔诚的人文主义者聘请了“三位技艺高超的草药医生”：一位是让拉丁语蓬勃发展的专家，第二位是让希腊语蓬勃发展的专家，而第三位是学院的园丁之首，负责培植最高贵的奇葩，神学。5个世纪之后，在主教的学院花园里不光只有蜜蜂们在象征性地嘤嘤鸣唱，两名学生和他们的导师一起坐在草地上讨论。谁认为这画面宁静安逸，谁就低估园丁的工作了。学生们既在院士花园里学习，也在花园里欢庆。对面的忍冬和醉鱼草下埋葬着伊丽莎白·多纳塔·罗森的骨灰，她是位古典语文学家，花园的女主人，55岁时去世，正如她的碑铭所言，她是“一位风趣、善良的女学者”。
基督圣体学院至今都在培养经典，然而，生物化学和因特网就像伊拉斯谟在图书馆里欣赏古典名著一样是无法抗拒的。毗邻的礼拜堂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雪松木香味。东厢是食堂，相距仅几步远。在这所小巧而可爱的学院里，一切都连在一起。就连无穷无尽的时间之谜也在入口大院里惟一的一根柱子占有一方位置：27只日晷，天文图，一个永远的日历—一根真正的数字和天文学的凯旋柱，1579年由查尔斯·特恩布尔设计。柱顶蹲着一只鹈鹕—基督圣体学院的象征，立于一切知识之上。庭院围墙上长着锦葵、桂竹香和耧斗葵、大戟、老鼠、竹子、雪松，还有一棵蔷薇攀援在门拱上方，数千朵小黄花正竞相怒放。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6节 众学院之母：默顿学院
只接受那些品行端正、有礼貌、温和、谦逊、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
—摘自默顿学院的院规，1264年
我的女房东说，她的停车位号码很容易记住：1264，默顿学院的创建之年。停车位就在基督圣体学院旁边的一条石板路上，牛津的最后一条石块路，走在上面，我们脚下还能体味到中世纪的一段历史。门楼上的三角形门楣（1418年）表明了我们走进的是哪一种思想：施洗者约翰和耶稣在荒野中，中间是一本书上盖有7个火漆—上帝的启示，资助人沃尔特·德·默顿跪在地上。他是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希三世的大法官，他同时服务于教会和王室，他的学院计划要为两个机构服务，并受校长直接管理。学院式的自主管理，捐赠的财产，建筑的规模和布置，这一切让默顿学院成了指导性的学院模式。
在城墙和默顿街之间一块相当狭窄的地方，“默顿大学生之家”发展成了牛津影响最大（和最富裕）的学院之一。大门内院的主体是食堂和礼拜堂，是学院生活的中心。食堂前面长着玉兰树和白色盘状绣球花。哥特式橡木门上布满涡卷式和螺旋式纹饰，这是13世纪晚期最漂亮的熟铁艺术，和礼拜堂大东窗上精湛的窗花格形成于同一时期。沃尔特·德·默顿计划将他的学院礼拜堂建成一座修道院的规模，由主堂和侧堂组成。但最后只建成了圣坛（1289~1296年）和中央部分（1335年）—十字形耳堂（1367~1424年）和钟塔（1451年），气势已经非常雄伟，足够容纳8只钟的轰鸣了。因此默顿礼拜堂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仍然既宽敞又漂亮，成了学院礼拜堂的榜样。
威廉·莫里斯及其朋友们喜欢这座礼拜堂，尤其是喜欢它的中世纪的玻璃画。默顿学院的很多院士在那里都立有墓碑，黄铜的或石头的，或风格严谨或像托马斯·博德利的一样有着巴洛克式的典雅华丽。极其大方地包围着古典语文学家和外交官们的那些女性塑像，象征着音乐、数学、语法、辩论，再加上用做壁柱的书堆—博德利图书馆的资助人认为这也是一个合适的条件。这堵高墙用大理石和雪花石膏砌成（1615年），出自尼古拉斯·斯通之手，他是当时英国最好的雕刻家之一。礼拜堂前厅里的一块牌子上刻着默顿学院各任院长的名字。1994年，院士们将杰西卡·罗森选为院长，这是730年来的第一位女院长。
礼拜堂南侧是民众方庭。这是牛津最早的系统兴建的学院庭院，有4座规模相近的配楼，于1290年动土，1378年竣工。在东北角宝库的高大鞍形石屋顶下，存放着学院的财富和重要文件。底楼是院士们的住房，从房子里出来，穿过尖拱形大门，前往各楼梯单元。一间卧室住4名学生，每人另有小书房一间，书房各开一扇小窗。听古代精典作品课要往上走一层，去学院图书馆。
默顿学院的楼上图书馆是英国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中世纪图书馆之一。里面光线朦胧，还散发着木头和皮革的气味。在这里，我们能感觉到牛津古老的气息，比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浓重。1300年的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分成12类：赞美诗、《约伯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冯·阿奎恩、博纳旺蒂拉、奥古斯丁和其他的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16世纪中叶，默顿学院约有500册藏书。随着印刷图书的数量大幅飙升，默顿引进了节约空间的拳击场设制，1260年前后，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就已经执行这一体系了。书架和墙相垂直，过道两侧的书架之间放置写字台和长凳，像拳击台上一样可以坐在长凳上。牛津其他的学院图书馆也采用了这种布置法。楼上图书馆的文艺复兴式装饰和橡木书橱完成于1589~1590年。特别重要的书籍用铁链拴在写字台上，部分图书一直拴到1792年。这种铁链拴着的图书馆是从巴黎的索邦大学学来的，那是13世纪最重要的大学图书馆。学生们必须在原地掌握铁链拴住的知识，而他们的教授也会将一些珍品从默顿学院的借阅橱里借出去。早在修建图书馆（1371~1379年）之前就有借阅橱了，由3把锁锁着，只有3名钥匙掌管人全部到场才能将锁打开。默顿学院收藏有350多本中世纪的花体字手稿，最古老的是9世纪奥伊泽比乌斯的《编年史》。现在这座学院图书馆的6万多册藏书早已将楼下的房间占满了，就在从前院士们居住的地方。爱泼斯坦的半身塑像让我们想起了艾略特，这位美国学生1914年从马尔堡大学转到默顿学院，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哲学论文。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默顿学院建成了它的第三座、也是最大的庭院，院士方庭（1608~1610年）。这是牛津最早的三层楼建筑，有单独阁楼，是仆人们住的顶楼。该庭院极其对称，正面为古典式列柱布置，出资修建该庭院的人和重新装修老图书馆的人都是亨利·萨维尔男爵，一位博学多才的教授，担任默顿学院的院长近40年。萨维尔于1619年设立了两个教席，萨维尔几何学教席和天文学教席，为英国的自然科学革命做出了模范性贡献。早在14世纪，默顿学院就成了欧洲的一个天文学中心，当然也是神学中心。当时，该学院的一群哲学家自命为“默顿计算者”，因为他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不仅仅是物理问题。这群自大的牛津的计算者甚至想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样的无法量化的事物。由此看来，逻辑巷始于默顿街不是没有缘故的，不过，西奥多·W·阿多诺认为它只是一条死胡同而已。
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流亡者被纳粹党剥夺教职，他花了近4年时间才在牛津大学站住脚跟。1934年秋天，阿多诺搬进了默顿学院的新住处，由私人讲师变成了进修生。“现在我生活在这里，感到无以言表的平静安宁，工作条件非常舒适。困难自然是有的，因为要让英国人也能理解我的哲学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不得不将我的论文退化到儿童的水平上，好让他们理解。”他撰写有关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开始为“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做准备工作；而且身为哲学家，他出版了一部《论爵士乐》的论著，使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旁门左道者。阿多诺即不熟悉牛津大学的实证主义思想也不熟悉默顿学院的学院风气。大学排外的团体不接受这位严厉的德国人，学院的辩论组织博德利俱乐部也不接受他。但阿多诺定期参加霍利威尔音乐厅的音乐会，他本人也在音乐俱乐部里演奏。当在英国大学里收获成功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于1938年再次流亡去了美国。
从默顿学院的花园眺望基督教堂草地的美景，这是阿多诺在牛津大学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参观了这座花园，正值莫德林学院钟塔里的钟开始变换鸣响之时。清脆的钟声仿佛升起于喷泉之顶，散落在屋顶和默顿草坪的树木上空。学院墙头的芙蓉盛开着白色和蓝色的花朵，在宽宽的路边花坛里，桂竹香、半篷草、白色的紫露草、红色的火百合花拥挤在一起，那里还有一棵1705年栽种的穗花槭树，那棵托尔金最喜欢的树，他也曾经是这里的院士。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7节 水龙骨和死人道：植物园
英国人也有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牛津过去仇恨过犹太人，今天仍仇恨他们。
—托马斯·伯恩哈德，《英雄广场》，1988年
默顿学院的围墙外通向植物园的路叫做死人道，这是运尸车从圣阿尔代特街前往城外犹太人公墓时所走的路。自12世纪早期开始，牛津的犹太人就生活在卡尔法克斯和福利桥之间的大犹太区，这是一个富裕的小社区，居民不足200户。他们的犹太教会堂大致位于今天的汤姆钟塔的地方。当时大批犹太教学者也来到了牛津，但身为犹太人，他们从1218年开始必须配戴黄徽章，禁止吸收他们为大学成员，只允许获得住处和贷款。在后来愈演愈烈的冲突和镇压之后，1290年当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全部驱逐出英国之后，连这一点权利也都被剥夺了。
死人道。直到17世纪之后，在克伦威尔的宽容政策下，犹太人才渐渐返回来了。他们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带回来一种新的饮食文化。1651年，犹太人雅各布在高街上开了一家咖啡屋，这是英国最早的咖啡屋。虽然最晚从1312年起牛津就开始教授希伯来语，自1540年起已设有一个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席位，但直到1854年的大学改革，还没有一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可以在那里上学（在剑桥大学也不行）。直到1882年牛津才有了第一位犹太人院士，林肯学院的哲学家塞缪尔·亚历山大。那是一次错纵复杂的经历。艾尔弗雷德·J·艾尔男爵议论道：“他是一个骗子。他上过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做过威尔士卫队的军官，在牛津大学竟然成了威克姆教授，被授为骑士。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卑鄙的犹太小子。”由于流亡者的不断涌入，到希特勒时代结束时，牛津大学的犹太人差不多达到了3 000人。而到今天，只剩下250人左右。他们的会堂位于耶利哥区边缘，他们的公墓在沃尔弗科特，就在死人道的尽头，而自1621年起那里成了植物园。
穿过尼古拉斯·斯通的巴洛克式筒形拱顶大门（1632年），游客们由喧哗的高街走进一座宁静的绿洲。这是大英帝国最古老的植物园，由丹比伯爵兴建，他为此捐赠了5 000英镑，按今天的汇率相当于500多万欧元。为了让查韦尔附近的沼泽地带不再遭受洪水淹没，他们堆垒了近4 000车的“粪便和肥料”，这是从牛津各学院的厕所里运来的。没有哪座植物园的基础比这座植物园更学院化了。建园证书上赋予了它两个使命。“推广知识，弘扬上帝的事业。”园长蒂莫西·沃克如此说。我们至今基本上还是这么做的。
牛津的大学花园原来叫做“药草园”，主要用于培养医科学生，和帕多瓦大学的药草园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建于1545年，系同类园林中的第一座。这里长有滇荆芥、茴香、金丝桃、苦艾、金盏花、桃金娘峨参，除药草外还有供植物课使用的标本，按种属分布在花圃里。大学聘请的第一位园丁是不伦瑞克的一名前雇佣兵，雅各布·博巴特。他在城里开了一家酒馆，喜欢牵着一只羊在牛津城里散步，每逢过节他就在羊脖子上系上丁当响的小银块。博巴特设计了高墙保护下的花园的核心部分，在南墙根建了一个玻璃花房，是英国最早的温室之一。早在1653年，园林爱好者约翰·伊夫林就报道说，在那里，人们“当做一大奇迹似的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