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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校园犯罪小说发展成为牛津小说的一个独特的、多产的形式。《死于总统住宅》（1936年）是这一种类小说中的另一部经典作品，他的作者是后来的基督教堂学院的教授斯图瓦特。除了有关莎士比亚、乔伊斯等的论文，这位令人尊敬的教师以迈克尔·英尼斯的笔名创作了近50部犯罪小说，很多是以牛津大学为活动舞台的。他书中的侦探—阿普尔比探长，是那么的擅长思考，这一点只有牛津人才能做得到。抒情诗人泽西尔·戴·刘易斯—牛津的诗歌教授和桂冠诗人，以笔名尼古拉斯·布莱克出版了近20部犯罪小说。最著名的一部小说于1969年由克劳德·沙布罗尔搬上了银幕，即《野兽非死不可》。圣约翰学院的管风琴琴师罗伯特·蒙哥马利业余时间也使用笔名爱德蒙·克里斯平创作犯罪小说，这一点有谁想到过呢？他书中的业余侦探杰维斯·冯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是一位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侦探”。
你到哪里都不会找到比牛津犯罪小说里更狡猾的罪行、更诡计多端的教师、更出色的侦探了，这里的环境适合培养高智商的凶手。案件有时发生在13世纪的大学校园（如伊恩·莫森），有时发生在1960年年底的比尔·克林顿时的牛津大学（如阿伦·H·布肯）。伊恩·皮尔斯创作的学者惊险小说最为深奥，故事就发生在1663年的新学院，书名为《十字路口的判决》（1997年）。女侦探的形象也早就在充实这一舞台了，从安冬尼娅·弗雷泽夫人的《不仅有蓝色的血》（1985年）直到维洛妮卡·施塔尔伍德的牛津犯罪小说。谁想更仔细地研究学院和犯罪的亲和性，就请去参加圣希尔达学院的《神秘和犯罪》的年会吧，那是犯罪小说女作家瓦尔·麦克戴米德的学院。
不过，最受欢迎的牛津犯罪小说是一位剑桥人写的，他叫科林·德克斯特。从1966年起他就生活在牛津大学，连续多年都是牛津大学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他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奎恩的沉默世界》让人某种程度上能了解一点委员会的工作。奎恩是被人将氰化钾掺进雪利酒里毒死的，因为他想查清那些泄露试题为谋取好处的案子。德克斯特的小说情节曲折，在市场上极为畅销，以它们为题材拍的电视连续剧也走红全球，而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他的莫尔斯探长。除了各个学院，小说还描写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牛津的城郊地带和酒馆，直到远方的伍德斯托克—一种独特的“亲历事故现场”的表演场所：“那是一部牛津犯罪小说，必须由牛津人去破解它。”科林·戴克斯特描述了发生在牛津及其周围的81桩凶杀案，包括3位遇害的学院院长，他忧虑地当着我的面数道：“我想，我将牛津变成了欧洲的凶杀场所。”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牛津的各学院里只发生过两起谋杀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7节 艺术在牛津
我今天去了牛津大学，那是所有贵族和印度王储汲取知识的地方。那是一座闻所未闻的博物馆，专为那些想在这里待上一年、快乐地研究古董的学童而建。
—奥斯卡·科科施卡，1928年
牛津是一座集图书、语言和词典于一体的城市，是一个概念和抽象的世界。一开始我就想，在这个充斥着卷舌音的地方，图像只是一种比喻意义，像柏拉图的棚屋里的影子一样是次要的。当然，那里有一座阿什莫尔博物馆，是一块赏心悦目的飞地①。我觉得剩下的就是建筑了，而且数量很多。后来我开始参观那些建筑：图书馆、食堂、礼拜堂。到处都有图像，半身塑像、雕像、大理石像、青铜像，还有玻璃画、木雕，仿佛每个建筑都是一座独立的博物馆。
从博德利图书馆的中世纪的细密画到大学学院里罗纳德·B·基塔的克林顿肖像可以看出，牛津也是一个图像的世界。各种图像散布在整个大学城，存放在教师共用室里，那里不是人人随时都可以参观的。我们就从正好开着门的地方开始吧，比如说从埃克塞特学院开始。在维多利亚式的礼拜堂的朦胧光线里，《伯利恒的星星》闪烁着辉煌的光芒，那是前拉斐尔派的一幅华丽的绘画地毯，1887年由爱德华·伯恩…琼斯设计。当时三位织工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才织出这块巨大的圣毯，画内人物表情严肃，身材修长，站在百合花、玫瑰花和水仙花之间，就像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壁毯。这是莫里斯公司（Morris & Co。）的第一笔织毯大订单，也是其最有名的宗教壁毯；当时共10块，这是第1块。
威廉·莫里斯和爱德华·伯恩…琼斯是在埃克塞特学院结识的，他们于1853年住进那里，学习神学。两人都想成为牧师，而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运动的追随者。然而，正如他的导师对他的评价，绰号“托普西”的莫里斯是“一个相当粗鲁、没有教养的青年，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文学鉴赏水平和能力”，但威廉·莫里斯很快就喜欢上了拉斯金对哥特式的神化，反而不喜欢大主教纽曼的改革了。他的来自伯明翰的朋友也一样。在牛津，伯恩…琼斯首次体验到了那种中世纪的神秘，这种神秘一直带给他绘画的灵感。1854年，在参观过戈德斯托夫修道院的废墟之后，爱德华·伯恩…琼斯写道：“我欣喜若狂地沿着河往回走……脑海里浮现着过去的画面—修道院、信徒们的长队、绘有十字的飘带、神父和唱诗班成员穿戴的白色长袍、主教的权杖、快乐的骑士、河畔的贵夫人、鹰隼狩猎者、盛世的豪华……我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像如此深深陶醉过，如此痛苦而强烈，额头像要炸开似的。”当年他们在高街上一位艺术品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幅画，它将他们的美学和宗教理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的《鸽子返回方舟》。该画的主人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经理托马斯·库姆，他们从他的藏画里结识了霍尔曼·亨特、丹蒂·加布里尔·罗塞蒂和其他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员的作品。两年后，当他们和罗塞蒂相遇时，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后来，莫里斯成了艺术和工艺美术运动的发动机，而伯恩…琼斯成了象征派艺术大师。
他们1857年返回了他们求学的地方。罗塞蒂建议牛津大学辩论会的新辩论堂制作一圈的壁画，由他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免费绘制，内容包括阿尔图斯传说里的情节、维多利亚时代骑士小说中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前拉斐尔派成员们投入了很多激情，集体创作了这幅巨作，但由于经验不足，底色选择得很差，所以壁画像一个美丽的幽灵一样很快褪色了。无论是莫里斯后来的重描还是近代的维修，都无法掩盖这些业余壁画家们的失败。
同样是在1857年，罗塞蒂和伯恩…琼斯在牛津剧场里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萧伯纳是这样形容她的病态美的：“她像是刚从卢克索① 的埃及古墓里钻出来似的。”简·伯登，一位马倌的女儿，是前拉斐尔派成员们理想的模特儿。罗塞蒂成了她神经质般的情人，而威廉·莫里斯成了她不倾心的丈夫。当她1858年在圣迈可尔教堂里嫁进牛津大学时，伯恩…琼斯送了她一张橱子，他在橱子上画了乔叟的《善良女子的故事》里的情节。玛丽亚的形象是以简为模特儿的，天使也是对迷人女子的虔诚美化。橱的右下角绘有乔叟像，这一对朋友合作了一生，而乔叟的作品始终陪伴着他们，从埃克塞特学院就读时的读物到1896年的凯尔姆斯科特一书。该书是由伯恩…琼斯绘图，莫里斯用他的手动印刷机印制的，是19世纪最美的图书艺术品之一。
今天，这张结婚礼橱被珍藏在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前拉斐尔派展厅里，周围挂满大学印刷工托马斯·康姆的藏画。康姆是牛津大学运动的一位追随者，他也热情支持前拉斐尔派的创新运动。霍尔曼·亨特1853年创作的那幅《世界之光》一定让康姆觉得像是新虔诚派的美学宣言，所以当年就将它买到了手。基督手持蜡烛出现在曙光里，敲击一扇关闭的门，门前杂草丛生—亨特的这幅画被复制了几百万份，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支柱，是那个时代的一张圣像画，充满象征主义、情感和超现实主义的细节，跟葡萄干布丁一样又甜蜜又沉重。我还记得我在圣餐课上见过这张画，后来在旧货店里看到过它，是油印的，镶在旧画框里，而我最后在牛津大学见到了原作。康姆的遗孀将它捐赠给了基布尔学院，那里为高教会的这张最受欢迎的圣画单独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室，就在礼拜堂旁边。该院当时因为经济拮据，向参观这幅技艺精湛的画作的人们收取6个便士，据说此事气恼了艺术家，促使他于1900年又重画一张，赠送给了圣保罗主教堂。从此牛津大学也就失去了对这幅《世界之光》的垄断。
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宗教在学院礼拜堂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因为牛津大学是最能看出他们的玻璃画艺术发展的地方。1858年，爱德华·伯恩…琼斯为基督教堂主教堂设计了他的第一扇教堂窗户，使用了弗里茨维德圣女生活中的16个场面。这是一幅中世纪的透光的拼嵌画，人物表情丰富，风格不像他后来的作品。当他的线条变得更简洁更有风格、形态更明朗、用色更少之后，他笔下的人物就像塑像似的。伯恩…琼斯共为基督教堂主教堂创作了5幅玻璃画，而最后一幅创作于1878年，是一幅卡塔琳娜圣女像，具有伊迪丝·利德尔的特征，利德尔是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的早逝的姐姐。在圣女像的对面是采齐丽亚圣女，音乐的守护女神，弹奏着手风琴。1940年，在克里斯蒂店里，花5英镑就能买到一幅伯恩…琼斯画的她的伴奏天使的纸板画稿。
自从威廉·莫里斯1861年在伦敦创办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之后，伯恩…琼斯就开始和他的朋友一起合作。他们所画的最早的玻璃画是在圣埃德蒙学院礼拜堂的东窗上，是一幅耶稣受难图，绘于1865年，而他们在牛津的最后的合作作品是曼切斯特学院礼拜堂（绘于1893~1896年）全部的窗户上的装饰画，是保守的维多利亚建筑中间的一道真正的光芒。南墙上绘的是基督教道德画，一系列寓言人物，而对面是《创世纪的六天》：天使身着红玉色长袍，手托蓝色星球，那是创世纪的魔球。上面还有狄德罗的那句名言：给上帝更多空间。天使的模特儿是由这位艺术家的女儿麦·莫里斯充当。当时，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莫里斯公司生产的精美玻璃画都是无与伦比的。为了掌握这门特殊技术，掌握其内在的精髓，威廉·莫里斯借鉴了牛津大学最佳的实例：基督教堂主教堂的托马斯…贝克特的窗子（1340年前后）、圣迈克尔礼拜堂（15世纪）的百合窗，尤其是默顿学院礼拜堂（1289年后）的玻璃画。
即使你不是专家，也能欣赏这些彩绘窗户的巨大魅力，而要欣赏它再没有比牛津大学更好的地方了。我们就看看1622~1641年间那里都出现了些什么吧：叙述《圣经》故事的玻璃画，体现的是佛兰德艺术的矫饰派，由来自埃姆登的贝尔纳德·范兰热和亚伯拉罕·范兰热两位玻璃画大师绘制。哥哥贝尔纳德在沃德姆学院和林肯学院的礼拜堂里工作，他的弟弟（或堂弟）亚伯拉罕在女王学院、巴利奥尔学院、大学学院和基督教堂学院的礼拜堂里工作。那座主教堂里我最喜欢的是巨大的乔纳斯窗户，背景是尼尼微①。
在内战爆发后克伦威尔的清教徒们破坏掉圣屋里的这些精美绘画之前，也就是在1632年前后，一位伦敦金匠理查德·格林伯利为莫德林学院创作了一组灰色玻璃画，所有人物都是圣徒、国王和大主教。它们的墨棕色调将礼拜堂的前厅融进了一种咖啡棕色的温暖光芒。最大的一扇窗户是西面的窗户，画的是《末日审判》，1939年战争爆发前它被藏到安全地点，直到1996年才重新安装上去。上面描绘着下地狱、上天堂、吹号的天使、基督站在彩虹上等内容，下面是一块黄铜徽章，徽章上刻着一则这里发生的美妙的爱情故事。两位牛津大学毕业生，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米尼·麦克米兰和约翰，出钱维修了这扇窗户，为了“纪念1975年仲夏从这座礼拜堂里开始的婚礼”。有时候幸福和玻璃都能持续很久。
说到当代的玻璃画，牛津大学的就不走运了，更别说是夏加尔的了，但约翰·派珀的作品还是保存了一些。这位英国画家为纳菲尔德学院的阁楼祈祷室设计了5幅抽象派草图（1961年），你能在伊芙雷的诺曼人教堂里找到他画得最漂亮的窗户。上面画的是一群动物宣告着基督的诞生，使用的是拉丁文：“Christus natus est”①，这是公鸡在生命树顶的啼叫。鸭子们在嘎嘎尖叫：“什么时候？”下一根树枝上的乌鸦回答道：“今天夜里。”猫头鹰问道：“在哪里？”“伯利恒！伯利恒！”树底的羊咩咩叫道。这座玻璃上的动物园是如此地栩栩如生、色彩炫丽，是我见过的最诗意、最赏心悦目的“基督降生”（设计于1982年，派珀去世后由戴维·瓦斯利于1995年绘制）。
早在那些“如梦似幻的尖塔”沦为风景明信片的题材之前，就不断有艺术家光临牛津大学。1669年，戴维·洛根，一位来自但泽② 的艺术家，被任命为大学的铜版雕刻家。他的雕刻作品《牛津绘画》（1675年）以照相机发明之前的城市风景画家的精确性再现了这座大学城及其学院。风俗画家和漫画家们在牛津大学发现了更丰富的题材，从马车到教师，就像托马斯·罗兰森所刻画的“这种宴饮、做爱的乔治时代的大学生活”。光是那位作品无处不在的威廉·特纳就留下了70多幅牛津风景画作，有绘画、水彩画和雕刻画。
这样一座大学城能让艺术家们工作上数个世纪，而且享有报酬。这里需要修建和装饰学院、礼拜堂、图书馆、食堂，各种房间。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