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度，重装了汉白玉。
双线调动令情并施——为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召集人才
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有时一道行政命令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必须有
某种行政威望和人际情感的配合，方能达成行政目的。在这方面，周恩来总
理是一位高手。
50 年代中期，国务院拟筹建北京中医学院，周恩来决定调集全国中医界
精英来办学。一天，名医施今墨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谈到筹建中医学院之
事，请施今墨推荐中医与西医兼通的人士负责教务工作。这时，施老举荐了
他的得意门生祝湛予，周恩来很是赞成。
当时，祝氏夫妻已调至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一所公路医院行医。像祝
谌予这样学贯中医的名医，云南省会不会放呢？国家卫生部两次发函调动，
都无回音。云南不放祝谌予离开。
过些日子，施老又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再次问起此事，他获悉尚未调
成，知道云南不肯放，于是，就指示秘书，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给云南省，
调令祝谌予进京。秘书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却又将他叫住，告诉他，发电报
的同时给云南省卫生厅挂一个电话，向他们说明调祝之事。这样，电报加电
话，又以总理的名义说明缘由，云南不得不割爱，忙派人下去通知况谌予进
京，这一问题圆满解决。
胸中有数熟能生巧——数字的掌握与巧妙运用
周恩来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把握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总管家，理
财能手。早在1948 年12 月1 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中央就要求各解放区（他
们分担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出1949 年的财政收入预订，以计划人民
币的发行数量。但是由于各解放区开始没有经验，提出的款项和支援要求有
很大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于是，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
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100 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
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
定对两北地方的支援不是七千万元，而是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
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建国以后，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提了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问
题要周总理回答，他问：“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
句话的实质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而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然后回答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 元8 角8 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
步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的主辅10 种人民币，合计为18 元8 角8 分”。
他又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
值稳定”。这段巧答，表现了周恩来的睿智。
婉转示意化解心愁——处理吴文藻“右派”问题
1952 年初夏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用汽车把从日本回国的冰心
和吴文藻夫妇接进中南海，他从门内迎出来，紧紧握住冰心和吴文藻的手，
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啊？”然后，总理让他俩坐在自己旁
边，详尽地询问他们在外面的经历，了解他们以后的打算，还特别关切地问
了孩子们的情况，希望他们学好英语，为建设祖国服务。
然而，1958 年4 月，吴文藻教授被划成右派，这场意外的灾难使冰心和
吴文藻夫妇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吴文藻被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对此，吴文藻痛苦地挖着自己的错误，他对冰心说：“我若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
反呢？”正在冰心夫妇深感委曲之时，周恩来派来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了
中南海西花厅。
冰心见到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把一腔怨愤都倾诉出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听完之后，周恩来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
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含意很深，
使冰心心中的怨气消释了许多。冰心告辞周恩来夫妇回家后，把这一情况告
诉了吴文藻。吴文藻听出了周总理的弦外之音，他说：“心里还是感到委屈
和苦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一年之后，1959 年12 月，吴文藻即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周
恩来还常常关注老作家的创作，他对冰心说：“从作品中看出你是爱国爱人
民的，要常常写。”
尊重战友谦恭相让——请陈毅为洛阳龙门伊河石拱大桥题字
1961 年10 月8 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尼泊尔国
王马享德拉来到洛阳。他们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他利用
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在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
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石供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还是请
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很好。”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我
怎敢‘班门弄斧’？还是请总理写吧！”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这时，
专列的开车时间快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
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人们不便强求，只得
以此作罢。
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到1962 年春天，题字寄来
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
的字。这一题字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
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陈毅的题字也因“四旧”而被破坏。1973 年10
月14 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参观，他路过伊河桥时，发现
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有关人员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满面怒容地说：“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
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这样，周恩来
在陈毅逝世以后，维护了这一题字。
挂牌办公联系群众——60 年代处理信访工作事务
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民来信的处理，他不仅经常亲自批阅人民来信，随时
了解和洞察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且指示信访部门将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问
题汇总以后，编成简报，供各级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努力改进工作。
1964 年以后，各地人民来信和来访者甚多，周恩来更加重视起来。面对
来信来访者甚多的情况，周恩来觉得应该方便群众，让大家有一个反映情况
的地方，于是，他指示国务院盖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地址就选在来京上访
的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人民信访接待办公室为了自己便利，不挂牌子办公，
便明确指示各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挂出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
实反映群众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说：“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
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人民信访
办公室的牌子挂了出来，这项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周恩来不仅要求人民信访办公室这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接待
来访人员，处理人民来信。曾经有一次，一位兰州大学的学生来到中南海北
门，执意要见总理。工作人员问明了情况以后，不让他进中南海。于是，这
位大学生再三恳求，坐在地上哭着不走了。工作人员将此情况汇报到总理办
公室以后，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学生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总理怎么能够
不和他见面呢？”说罢，他亲自出去迎接这位来自兰州的大学生，使这位大
学生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抚慰。
1966 年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处理内蒙古的一件人民来访事情。他首先很
快地把被接见人名单审视一遍，然后和这位上访者打招呼，问话，熟悉名字；
接下来，他让这位上访者——一位来自边疆的青年申诉情况及上访原因。周
恩来一边用亲切的神情鼓励这位青年申诉完情况，一边用笔飞快地记录着，
中间插进一些询问。在听完申诉后，周恩来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对上访
者做思想工作，他的谈话和解答很细致，有鼓励，也有批评，直到把这件上
访事情处理完毕为止。
这次处理上访事情，周恩来一共用了5 个小时，记满了几张纸，中间没
有休息，也没有吃午饭和晚饭。他同时对陪同接见的工作人员，从政策理论
到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都给以亲切的指导和教育。
上访事情处理完毕后，周恩来认为还未完全结束，他指示组成一个调查
小组，深入到上访考的所在旗和大队去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写出有
关材料，以提供政策依据和为最终处理参考。
事出有因不能盲断——1963 年处理“跃进号”吨轮沉没事件
1963 年5 月1 日，我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在驶往日本海域途中
沉没。此事发生以后，国内震动很大，外电评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
说不一。对于沉船原因，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
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结论与意见不一。因此，周恩来决定
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于是，在上海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
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讲了话。会议决定海军派编队到失事
地点进行调查。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向周恩来汇报出海调查编队的组织成员时，周恩
来看完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
员呢？”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
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
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
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还强调说：“主要领
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东海舰队派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亲临失事地点进行
细致调查。
根据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亲自召开专家与船员会议，反复研究
分析，他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般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
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他判断该船很可能
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
于是，他要海军派潜水人员潜入海底进行勘查，经14 昼夜的搜索探摸作
业，终于查明“跃进号”的沉没确如周恩来所判断的那样，系触礁沉没。
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组织指挥“两弹”研制
在我国重大的行政执行活动中，周恩来显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严密的
协调艺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组织研制过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
行政组织韬略和智慧。
我党中央对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注目已久，早在1944 年，周恩来和中央
军委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拟定了一份长达200 多人的名单，打算一旦时机成
熟，就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原子能事业。1949 年春季，周
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时就开始考虑核工业建设问题，他批拨一笔外汇，让有关
的科学家们在国外采购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带回国内，以便筹备和发展
中国的核工业。
1955 年1 月15 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
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后，决定开始发
展中国的核工业，并加强核科学技术研究。会后，周恩来即作了五项布署：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2。及时统筹调整各类留学人员，以济急需：3。成立中
央三人领导小组，加强党和政府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4。组建第三机械
工业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学委员会；5。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核科学
技术基地。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周恩来巧妙地用美国战俘人员换回钱学
森，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院，开始正式研制原子弹。1956 年，周恩来亲自
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12 年规划，把发展原子弹放到重要的战略位
置上。
1958 年，毛泽东主席预言中国可以用10 年左右时间搞成原子弹，周恩
来进一步确定了到1968 年以前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战略决策。对于
这项尖端科技事业的攻关，周恩来指示试验人员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
1960 年8 月，苏联在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援助中国的核科研协定后又撤走了全
部专家，并断言罗布泊只会生出“鹅卵石”，“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8 年
时间搞出原子弹。
经过1961 年和1962 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
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二机部部
长刘杰于1962 年8 月代表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在1964 年迟
至1965 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10 月30 日，总参谋长罗瑞卿
向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11 月2 日，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
同意，送主席、刘、周、宋、彭核阅。”11 月3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
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表示赞成这项规划目标，提出“这件事要情总理（指周恩来）出面才行。”
政治局几位同志都表示赞成。于是，为加强对核试验工作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