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邓颖超报告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甲）改组后
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
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乙）确定在本年内召开
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井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
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指出了国大旧代表的不合
法性，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又说“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
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
能。”“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么这不是很困难么？当然是困难
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
果在苦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未，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
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当时民盟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周
恩来又劝他们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协
商会议弄破裂了。
讨论宪法问题时，吴玉章代表中共说明了对宪法原则的看法，着重提出
了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地方制度和确定国策。
这五个问题，经过大会广泛交换意见后，交付小组讨论。尽管各方的意
见很不一致，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经过10 多天分组研讨，终于先后在不同
程度上获得了协议。1 月27 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在当天参加的中共
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介绍说，这次到重庆有三件事：停战、开政协会议、
解决东北问题。停战已做到，政协会已开得差不多，只有东北问题还没有谈
起，书记处会议认为：我们从杭战结束就是和平方针，但前一段的自卫斗争
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28 日，他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会议
文件，委托代表团在文件上签字。
为了赶回重庆出席31 日举行的政协闭幕会议，周恩来于29 日启程返渝。
由于途中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30 日上午，他们再
次登上飞机。同机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叶挺的女儿杨眉。当飞机经过秦岭
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般强大的冷气团，使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飞机沉
甸甸地向下坠落。就是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出现了那段烩炙人口而感人肺
腑的周恩来让伞给小杨眉的动人故事。
也非常庆幸，正是在这十万危急的时刻，飞机冲出了冷气团，沉重的冰
甲溶化了，人们脱险了！飞机折回西安。下午，再次起飞，飞抵山城，周恩
来按时参加了31 日的政协闭幕会。
这天晚间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大会，根据各分组委员会的报告，
全体一致通过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
草案五项决议。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
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他对这次政协会议的成功作了很高的评价：“政
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
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
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坦率他说：“虽然这些问题的协
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
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
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
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显而易见，正是周恩来总结的四条经验，实际指导了这次政治协商会议
的进程，推动了会议取得协议。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筹备和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直接领导者、政府总理——周恩来对这两句话的认识最为深刻。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要“建
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同变为工
业国”。似是，“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出难的问题。”
“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以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从
1952 年7 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
搞五年计划，他更加感到建设人才的缺乏。周恩来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
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必须依靠知识
分子的积极带动”。而在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
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他们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
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
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
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中共党内仍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
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
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甚或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还抱有一种盲目的排
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种种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面对
这种情况，1955 年初，周恩来就设想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便纠
正党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调动和激发知识分子投身建设事业的积极
性。
11 月22 日，周恩来郑重地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
识分子问题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设想与意见。次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
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
商讨。会议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历史
转变关头作出果断的战略抉择——在1956 年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
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
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
子问题10 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的工作。他邀
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
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地区26 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
各方面情况。同时，他指导10 人领导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
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并写出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较差、社
会活动与兼职过多、待遇偏低与发展党员问题等11 个专题报告。为了开好会
议，他还要求务地在12 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同类会议，以便广泛收集材料，
研究问题。
在充分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周恩来主持讨论并初步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后，他在12 月17 日，
19 日又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
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1956 年1 月6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10 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
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
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
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这天凌晨。
1956 年1 月14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
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
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
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
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共1279
人。真是规模宏大，济济一堂。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
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
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要关注的一项基本工作
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因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阐明了“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明确而郑重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
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
识分子的认识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强调要
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
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
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
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他们有充分的了解，给他
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
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在这些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
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而“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尊重这些知识分子。”
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
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
在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满怀信心他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
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
“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
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
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
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且极富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
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
的重要贡献，与会代表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同意他的报告，普遍认识到知
识分子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应努力按周
恩来《报告》中的要求来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1 月20 日的闭幕会上，
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
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了史册。但在周恩来看来，会议的圆满结束，
并不意味着这方面问题的真正或全部解决，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良
好开端。这次会议以后，他继续以很大的精力，开始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
韧性战斗。首先，他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
材料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其次，他抓了制定科学技术发
展的远景规划。于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蔚然形成，“向现代
科学进军”的高潮迅速掀起。
再次出现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意识惯性和当时国际风波的影响，周恩来
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在党内未能获得稳定而
持久的支持，党的八大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又发生逆转，1957 年起对待知
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左”的错误更随之蔓延开来。此后，周恩来又不
得不下大力气再次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于是有了1962 年在广州
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从而在一定时间内和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周恩来一直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即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发生某些偏差后，他又能继续采取某些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
子政策，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通情达理、艰辛努力，从而才大大缩小了我国科
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事业的
繁荣。
借重“酌处”开列名单——“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
1966 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翻滚，林彪、
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系于同一战车，出于同样的罪恶目的，煽起了一股打、
砸、抢、揪、斗、抄、抓的妖风巨浪，不仅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陷于困境，
而且众多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也被卷进这场灾难的旋涡。
8 月29 日夜，大约30 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若名民主人上，原人
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开始了所谓的“革命行动”。
30 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情给毛泽东，汇报了红卫兵抄家
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
应当予以保护。”
还是在同一天，章士例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
中，周恩来看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铡采取的三
条保护性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
的解放军到章土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阻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要秘密地
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 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布置这些任务的同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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