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到北京实际了解有关情况。
宋宜山于1957 年4 月从香港经广州到北京，先与周恩来会晤后，再与中共中
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谈具体问题。李维汉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代表中
国共产党方面向宋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
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府仍归蒋介石领导，
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同干涉中国内政。5 月，宋宜
山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与成一份1。5
万字的报告呈送蒋介石。但是，又因蒋介石毫无诚意，终于使这个良好接触
的开端未能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李维汉等人与宋宜山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同时，中共中央已经
确定李维汉、屈武等人作为和谈代表，准备赴香港与国民党台湾当局进行和
平谈判。似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决心对抗到底，在
1957 年10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反攻大陆，
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完全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
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致使海峡两岸继续处于对峙中。
可以看出，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早在50 年代中期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明
确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概念，但这一构想的思想含义已经相当明确了，这
就为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
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发展包括近2000 万台湾
同胞，500 多万香港同胞和3000 多万海外侨胞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爱同统一战
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统一战线究竟是个战略问题还是策略问题，长期以来多被人们误解为策
略问题，而且一切敌对势力总是以此来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企图分化和
破坏党的绞一战线工作。其实，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就不难认识
到统一战线是个战略问题。
还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论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就说，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
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就结束，
而应该长期存在。1957 年，他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论述了“我
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
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1962 年，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又强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
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
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1963 年元月，他在《春
节祝词》中再次说明：“我们和各民主党派已经结下了不懈之缘，不仅现阶
段需要长期共存，而且一直要共存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不只是从理论上阐明统一战线存在的长期性，而且特别强调并要
求全党要做统一战线工作。
50 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毛
泽东同志常说：做统战工作是少数派。这是幽默的说法，实际不是少数派，
应该是多数派，应该全党来进行统战工作。”为此，他还要求：“组织部要
训练党员，宣传部要教育党员，统战部要组织党员去做这个工作。青年团也
要领导团员，妇女会也要领导妇女去做这个工作。各方面都要共同配合做好
这个工作。”他尤其把“统战工作做得好”提到“是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同时，周恩来也批评那些认为做统战工作太麻烦的人，不愿同党外人士打交
道的人，“是不对的”。他希望，“我们应该养成同党外人士经常接触的习
惯”。因为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吸取党外人士的好意见，改进工作，都是
有益的。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出发点并非为
争一党之利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或策略，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统
一战线的地位之所在。至于统一战线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策略方针，
那只是为长期共存到共产主义这个总战略、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而不是相
你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依靠人民联系群众——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什么？周恩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总结自己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这个极端
重要的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人
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活动又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人民
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然而，当周恩来还是一
位爱国青年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朦胧而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即“人民
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等论点。随着他世界观完
全转到马克思主义，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方面的思想日臻成熟。抗日
战争时期，周恩来总结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成功的根本经验是“全党
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解放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中共为人
民服务，二十六年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所以，他一
贯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要向人民说真
话”。“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
实实为人民服务。”1943 年，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欲挑起第三次反
共高潮，并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失掉了靠山，叫嚣要取消
共产党。为了制止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予以严词驳斥，指出：“中国共产
党是失掉靠山了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
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
周恩来历来强调人心向背。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在山西临汾一次群众大会
上发表演讲指出，“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
劫不复的。”就是说，得人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尽管在战争中一时
失利，但最后仍然会取胜；失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要成为孤
立主义者，空架子，即使战争中一时打胜仗，但最后仍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
无论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都应验了周恩来的结
论。
实践一再证明群众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因此，周恩来也总是要求做
统陇工作必须面向群众，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普遍都在做统
一战线工作，首先是争取群众的工作。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到“凡有群众的地
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
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
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他要
求所有党员都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
众的干部。这些干部应当广泛地结交朋友，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的经验，不
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他具体地要求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一、
与群众接近和联系；二、倾听群众意见；三、向群众学习；四、教育群众，
不做群众的尾巴。周恩来特别要求“‘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
起模范作用。”
可以看出，贯穿周恩来上述论述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为着人民的根本刊益，还必须面向群众，联系群众，学习群众；争取人民心
向党，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既是他历史唯物论世界观的标志，也是他
关于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之所在，换言之，坚持群众路线则是实现统
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要与宗教界朋友长期合作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
及各少数民族宗教，都拥有自己的信仰者。1956 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曾
说：“中国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
差不多有一亿了。”这说明宗教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能否正确对待宗
教，是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它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共同从事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建国初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
教的方针政策，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
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
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作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
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
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等等。周恩来
热情地赞同和支持宗教界的爱国民主的运动。
1950 年5 月，吴耀宗等基督教人士会同北京、天津基督教人士谒见周恩
来，反映当时基督教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周恩来在百忙中约吴耀宗等人谈过
三个整夜。在谈话中，基督教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长期受帝国主义势力影
响，这是它与新中国难以协调的症结所在。他们根据中国爱国教徒多年来提
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决定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当即得到周恩
来的支持。他说：“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
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今天宗教界自己发起了一个民族自治运动，
把近百年同帝同主义的关系清算一下。”他还赞扬说：“宗教团体本身要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
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我国宗教界寄以殷切的希望。他指出：“宗教界（包
括基何教青年会在内）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
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
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宗教团体，
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在
政治上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
新中国有益的。”这些谈话对我国宗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努力革新，我国宗教
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改造，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废除了宗教压迫和宗教剥
削，建立了宗教爱国组织，宗教已经同国家政权、法律和教育相分离，宗教
界人士和各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绝大多数是爱国守法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等
等。
周恩来还论述过宗教现象的长期件。1951 年他谈到有人以为天主教徒
“一分到土地就不信教了，天主教的基础就没有了。”他说：“这句话好像
很有道理似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
会主义社会，也还会有信教的。”1957 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
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
得那么死。”他列举共产党内有的农民党员怕鬼的例子说：“宗教是会长期
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
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乓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
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周恩来还指出：”按照唯物论的观
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
存在的。”显然，对宗教长期性的估计，是把它作为一种范围广泛和根源深
厚的社会现象来考虑的。
既然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那么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就显得非常重
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根据信
教肉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
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社会主义时
期，继续坚持“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
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建国后在《共同纲领》
和宪法上相继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
自由”。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反复复地阐明：“中国的宗教信仰政策是
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
周恩来认为：“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
毫不怀疑。”他希望宗教界朋友要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
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