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旋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確、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策略的结果。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向，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人们不仅总是同情弱者，同时还总在期望着新的东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宣泄他们的怨气。在舆论的召唤下，这年四月，司马光被太皇太后起为陈州知府，五月，入朝为门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个年号“元祐”，这年闰二月，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尚书左右仆射即为宰相，左仆射又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枢密院、门下及中书两省长官、尚书左右丞同为宰执之臣。参知政事一职已罢。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后一朝平反，便彻底宣告了新法的寿终正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如此义无反顾。在入相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基本上废除了所有剩余的新法。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不少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苏轼、苏辙就反对全部罢废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变；吕公著也认为青苗、雇役与保甲等法利害参半，只可调整，不应尽去。范纯仁甚至主张为国用考虑，亦无妨继续青苗法，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司马光的决心。从道理上讲，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那么有根有据，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断的辩斥下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拨乱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赞成，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当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终于罢废而重行差役法的时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声：“亦罢至此乎？”
安石无限感慨地对人道：“此法绝不可罢！我与先帝商议二年才行此法，已做得无法再详尽了！”
安石的疑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本就在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所以苏轼等人反对尽除新法，却不反对从政治上清除一切变法人士；司马光在废除各项新法的同时，设置“诉理所”以昭雪熙宁、元丰年间的各类人事冤抑，便明显是出于报复心理。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些事发生，帝国这一艘负载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实在还是个未知数。到元丰末年，变法使帝国在广储蓄、救灾荒、兴田利、振贫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看，保守估计，整个帝国的钱谷节余数量亦达数千万贯、石，已经可以供给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积，也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国家的一个战备库“元丰库”所积藏的金帛粟米了。这个储备库是神宗在元丰年间特别设置的，地点在司农寺南，收藏三司岁收之外的剩余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个单元，因为天子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尽雪前耻，恢复旧疆。安石曾说过，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后当否定胜负。应该说，安石不仅占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当，可惜的是后来者没能明乎其理、顺乎其势，从而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最后将一局大好河山尽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斗争虽然归根结蒂都是原则和信仰的较量，但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的好恶和处世之道甚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弃的时代，政治斗争有时就是利欲之战，初起于互执己见，再变则成意气用事，三变而死生祸福之事起。如果说熙宁时期围绕着变与不变的新旧之争尚还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则为旨归的话，从司马光的一味更化开始，帝国的政治斗争就开始演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尽管人人都各据其辞证明自己的高尚，总是有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来都没能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不幸病故，总共只当了七个月的宰相。这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降敕大赦。司马光逝世的消息传到，在场百官无不震惊。宣仁皇太后甚至恸哭失声，连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两省官员在下面合计，准备仪式一结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书殿说书程颐表示反对。“崇书殿说书”是本朝皇帝的侍讲官，属于帝王之师的性质。此时，程颐之兄程颢已经亡故，他本人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以布衣身份受诏出任。
程颐先引了一句经典：“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此语出自孔子的言论集《论语》，意思是说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程颐接着道：“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
先不论程颐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逻辑也有问题。于是有人非难道：
“孔子哭过则不歌，并非歌罢则不哭。今大赦已毕再往吊丧，于礼无害。”
本来，尽管程颐恪守经义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话并不违背经训，程颐就算不肯轻易就范，一时也无话可说。然而一旁的苏轼却不省事，摆出他的才学和机智，给程颐来了一句幽默。
苏轼道：“此乃枉死人叔孙通所制之礼！”
叔孙通是秦汉时人，先仕秦，后从项羽，再归汉高祖刘邦，虽曾采择古礼而定汉朝一代朝仪，但此人是个随机应变的典型，连他的学生都不耻于他的行径，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而得亲贵”。苏轼把叔孙通称为枉死人，又把程熙比作叔孙通，骂人骂得太高明了，难怪众人听了此话，都不禁笑出声来。程颐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讥讽？嫌隙就这样产生了。
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十四岁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程颐一直没有做官，长期的野贤形象更使他执着于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8节 无风不起浪
无风不起浪，苏轼极其讨厌程颐更是大有原因。苏轼此人一直就非同凡响，他出生于相对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既不乏黄老清静之学，也沾染了纵横机辩之气，同时又喜好佛教、精通禅理，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倾向多变而态度不定。苏轼又有极高的文学之才，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情感丰富旷达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气，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并未改变他的这种禀性。苏轼是与程颐截然不同的人，自然无法忍受程颐的迂儒作风，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谐谑，连平生最敬重的司马光也敢骂，又何况程颐！苏轼早就指责过程颐言行迂阔，好古不当，有时甚至处处与他对着干。不过，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颐即使不以为意，也有人会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虽然无权无势，但他们一直在开馆授徒，传播学说，拥有众多的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这两位谏官，因为其恩师无端受辱而心不能平，开始围攻苏轼。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构成弹劾的理由，他们必须要从严重的政治问题上着手。朱、贾两人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在主持学士院馆职考试时出的一道考题有问题，有讽议朝政之嫌；苏轼对天子之师程颐的不恭作为一个附带的证据也被提了出来。弹劾甚至还指出，苏轼对死去的司马光也有极不负责的言论。苏轼当即上章自辩，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他的同乡兼挚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贾之举明显属于公报私仇，同时对朋党之弊重新抬头表示了忧虑。
吕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的参与却很不明智。朱、贾是程颐的学生，而吕陶本人是苏轼的同乡，事情的本身就给人以“朋党”之嫌。虽然侍御史王觌特别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吕公著、枢密使范纯仁居中作了一些调停，暂时压制住了事态的发展，但苗头一旦出现，就说明事情起于内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苏两派的往复诋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以地域为名，称程颐一系为“洛党”、苏轼一系为“蜀党”。“朋党”一词毫无避讳地出现在朝野上下的议论当中，固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了。
“洛党”、“蜀党”之争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进一步明显。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確、章惇等还在继续反抗，与之相对的则有司马光一系，以执政官之一尚书右丞刘挚为首，刘挚这个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时，搜择人才不遗余力，擢其为中书检正。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安石议论不合。神宗召对，问道：
“卿是否从学于安石？安石多次称赞卿器识俱佳。”
可刘挚却不买账：“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
刘挚一贯强项，他曾与曾布在司农寺对辩，并要求天子将两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让大家考定是非。刘挚的大胆使其声誉鹊起，逐渐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栋梁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几方称为“朔党”。朔党人士本就以正统派的面目出现，大多担任政府要职，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冲幼、后宫听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吕公著等元老独立其外而有心调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派系斗争。
从表面形式上讲，学统是地域之外形成朋党的另一个要素，程颐一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学术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源于见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使学术走向政治而去争一个正统地位，这就与学术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当年王安石定《三经新义》，以一家之学入居官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程颐的弊病同样在此，单单因为恪守古礼而不近人情，并不至于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可如果坚守正统而排抑他人，就难免怨诟交集。在这场斗争中，程颐是第一个罢职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