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当然也自有他的手段来保持这种契合。早年提出的二策没有落到点子上，反倒迫使他采取了更巧妙的策略来抓住天子的动向。本朝不比以往，没有宦官可资利用，也无法攀附后宫作为依托，因此秦桧发展了一位天子御医王继先成为自己的亲信，同样在皇帝身边找到了一位通风报信者。王继先是汴梁人，世代为医，他本人也是由于医道高明而受到了高宗的宠信，成为天子身边惟一能说得上话的近臣。高宗之所以对一名御医如此宠爱，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扬州惊变落下的那场严重的疾患，使天子病于“熏腐”。人道既失，为己身的快乐以及宗脉的延续考虑，都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治疗。因此继先得以凭恃恩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窜下跳，势焰熏灼。秦桧当然不会放过援引的机会，所以让妻子王氏与继先拜为兄妹，两人联手，对双方都有好处。秦桧其实是很不轻松的，他必须始终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殚精竭虑，于是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乘轿、骑马或默坐时，经常是嚼齿动腮若有所思，好像是在筹划什么重大的决措。阴险者的嘴脸，往往如是。
高宗皇帝之外，秦桧的妻室王氏对秦桧的一生也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秦桧本人就说过，若不是王氏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是不可能使金酋完颜昌答应让他们夫妻同时随军的。确实，王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是秦桧的主要智囊和谋主，因而秦桧北去时要王氏同行；出任伪职随军南下，他也要想尽办法把王氏带在身边。最后临机应变仓皇逃走时，犹不惜冒险与王氏同生共死。这似乎不能单纯以秦桧夫妻情深的理由来解释，要知道国破家亡之时，往往变故突发，绝大多数人都不免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要都像秦桧一样面面俱到，根本就无法照顾自己，又何论保全妻孥。所以当秦桧南来后，朝士们都奇怪秦桧竟能与家偕归，由此而怀疑其中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无论秦桧如何逃脱，无论其夫妇感情如何，他离不开王氏是可以肯定的，秦桧在很多方面确实都要靠他这位贤妻为他运筹帷幄。岳飞下狱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定案，当时就有不少传说，认为是相府闱阁中拍了板才促使宰相最后下了毒手。无风不起浪，假如这些传说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的话，王氏的不简单就可略见一般了。
王氏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就是当年被人戏称为“三旨相公”的王珪，在神宗后期及元祐太后掌权初期担任过十五年的宰执。王珪这个人基本上属于折中派，在变法与反变法的夹缝中起过一定的缓冲作用，就客观效果而言，对变法也有一些贡献。王珪有两个儿子，一曰王仲山，一曰王仲薿，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亲，大约是在秦桧中进士后不久，以二十万贯的嫁妆，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南方人。
王家的人继承了王珪赋性不坚的特点之外，尤还增加了懦弱胆怯、贪生怕死的劣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渡江后分兵追击隆祐太后进入江西，一路攻城掠寨，沿途守军望风披靡，王仲山时知抚州，仲薿知袁州，也都无一例外地开门投降。名门之后如此恬不知耻，还一度引起朝廷的愤慨。但事过境迁后，在帝国政府一切宽容不咎既往的政策下，王氏兄弟犹还不断钻营，力求重新起用，但遭到朝野公论的鄙夷。秦桧当权后，王氏当然会要她的丈夫想尽办法营救，秦桧也确实为岳父奔走援引不遗余力。可以想见的是，既然有心为弃城投降者开脱，则必须要在理论上分清战与和的原则是非，秦桧力持和议，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高宗迫切希望的是和谈能够从速达成，因此十分需要了解金人的动向，确切地说，需要知道完颜宗弼到底有没有和的意思。天子既然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方，他当然还必须清楚对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其中哪些可以婉拒而不至于影响大局，哪些又绝不可贪图细节而因小失大。秦桧在这方面做得尤为从容，他似乎很能洞悉金人的谈判砝码，因而在具体的措置中，秦桧也能够让高宗彻底放心。在这一点上，与秦家有着几重亲戚关系的人物郑亿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郑亿年的母亲是秦妻王氏的姨母，而王氏的哥哥王，又娶了亿年的妹妹。下一辈中，秦桧的养子秦熺又娶了亿年的侄女。郑、秦、王三家亲上加亲，注定了他们少不了臭味相投、互为庇护。郑亿年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追击南逃朝廷时在宁波被俘的，刘豫僭立后，出任伪齐高官。秦桧当政后的第一次金宋媾和时，亿年自觉有所依托，遂从北方脱归回到临安，明里上表待罪，暗地里当然向秦桧进行了通报，说不定还曾密疏皇上。果然，秦桧和天子都为他一力开脱，最后不顾朝间大臣的汹汹之议，作为一个特例恢复了他的官职。亿年的凭仗当然不止是一个秦桧，显而易见，他一定还掌握了高宗所不得不对他礼遇有加的东西，所以他才敢回到朝廷。至少，亿年就曾在朝堂之上以全家性命作保，说金人绝不会背盟，他如果不知内幕，何来这样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郑亿年或许才是金人有意放归并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以利用他的关系向南渡朝廷的天子和宰相传达信息。至于后来的反复，那主要是因为宗弼发动政变掌握了权力的结果，亿年所负的当然是完颜昌的使命，他也不可能预见到金廷内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绍兴和议达成后，金人据有关协议要求宋廷放还原在汴梁伪齐任职后又逃归宋廷的有关人员，郑亿年也在名单之中，但高宗就是不放。于此也可看出，亿年具有一种双重奸细的身份已无可置疑。
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没有高宗自不会有秦桧，没有王继先、郑亿年乃至万俟卨等人，秦桧还不能完全成为秦桧，而没有王氏，秦桧也不可能发挥出他的全部极致。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2节 采石大捷
后来的事情不难想见。
秦桧在达成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进位太师，历封秦、魏两国公，稳如泰山地做了十五年的宰相。这十五年中，秦桧所做的不外两端，一是粉饰太平，以此抚慰天子的心神，同时也为他的丰功伟绩制造证据。此外，援拔党徒、打击异己，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也是秦桧在十几年中的一贯方针。在天子始终如一的恩宠下，秦桧最后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企及。甚至有时在天子面前，秦桧都敢于抗言争辩，强迫皇上遵从己愿。只有到了晚年，他才感到为众论所嫉的恐怖，于是设置逻卒，布满京城，闻有议之者，当即收捕，深文罗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高宗天子与秦桧绝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秦桧从中得到了尽享威福的实利，而天子也得到了安居宝位的满足，双方求同存异，各取所需，以是十五年来相安无事。高宗在后来并非不讨厌秦桧，甚至对他的专权十分恐惧，但只要一日存在着金人的对峙，高宗就一日少不了秦桧，天子为了根本的利害也只有委曲求全，就像他对待金人的态度一样。只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后，高宗才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道：
“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十二月，高宗马上就开始亲决政事，收揽权柄，并罢黜秦桧姻党，清除他的势力。不过，天子并不允许和的方针在秦桧去后有所改变，因此他早在秦桧死后的第二天就下诏明示：“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后，百度废而复备，皆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第二年三月份，朝臣纷纷请废和约，太学生们也在酝酿着伏阙上书，而一些冲动之士甚至在私底下伪撰废和诏书以鼓动民心，高宗为此再次严诏督责道：
“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义耶？”
可见，天子需要的是秦桧的政策而不是秦桧本人。千百年来，恐怕再没有人能像他们两人一样把君臣之分变成如此赤裸裸的利用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和议本身的利弊得失并不是主要问题。秦桧和我们的天子把天下正气销蚀殆尽，才是帝国的真正损失。秦桧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便立取显美。这使得朝间的风气愈趋浇薄，人怀速化之望，仕于朝者多不肯外迁，随事俯仰，共乐晏然。忠臣义士贬逐略尽，而执政者皆乃沽名钓誉、柔佞奸巧之辈；轻儇之徒，竞于告讦，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如此薄恶之风，不能不给本朝百多年苦心培养的道德礼义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的命运亦复如此。
二
北方的金国也并不平静。
金廷的世系与我大宋朝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两位开国皇帝太祖阿骨打和太宗完颜晟也是同胞兄弟，皆为劾里钵之子。金太宗驾崩后完颜亶即位，史称“金熙宗”，他是太祖阿骨打的孙子。金熙宗以第三代继承人的身份登基时只有十六岁，因此整个在位期间，老一辈的宗室元勋始终没有停止过争权夺利的斗争。完颜宗弼、宗幹两人也是兄弟，都是太祖的儿子，他们联手诛灭了完颜昌、宗磐、宗隽集团后，基本主宰了金廷的政局。其中宗弼进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算得上是金廷负责南方事务的首脑；宗则进位太师，封梁宋国王，是朝中最显赫的人物。不幸的是，与宋签订和议的那一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宗幹从熙宗出幸，在回京途中病故。宗幹的次子叫作迪古乃，汉名为“完颜亮”，这个人在不久后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完颜亮这个人保存了女直人残暴而野蛮的一面，为人僄急猜忌、残忍任数，自以为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对皇位常怀觊望之心。皇统八年（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十月，集军事民政大权于一身的宗弼去世，完颜亮终于有了机会。
年轻的皇帝熙宗无力平息朝中贵族大臣之间的纷争，因而金廷内部的派系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局面，表面风平浪静，其下却暗伏潜流。宗弼死后熙宗亲问政事，但也没有办法控制事态的恶化，由于处事不当，更引起了朝中部分贵族的不满。到了皇统九年（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十一月，熙宗杀掉了与完颜亮等大臣勾结的皇后裴满氏后，事态已一触即发。
十二月初，完颜亮已经与左丞相秉德、驸马唐括辩及大理卿乌带等达成共识，又开始在宫廷内外秘密联络。他首先争取了熙宗几名重要护卫的支持，然后重点开始策反熙宗的近侍局直长大兴国。熙宗最信任的近侍就是大兴国，未尝一刻轻离左右，只有在就寝后才放他归去。大兴国掌握了皇帝寝宫的钥匙，同时又能自由出入，要想发动宫廷政变，他这一关非过不可。
完颜亮先找了一位与大兴国有旧的人探知了一下底细，知道大兴国正因无端受到熙宗的责备而心怀怨望。遂在一天夜里将他邀致府第，终于把他说服。两人约定，事不宜迟，就在十二月初九举事。
初九这天夜里二鼓时分，大兴国窃取符钥打开宫门，矫诏熙宗有旨召唐括辩。唐括辩早已候在宫门附近，见机立即趋入。守门者因唐括辩是当朝驸马，不敢怀疑，便将他放入，于是完颜亮等人暗藏利刃也随之入内。走到殿门，守宫卫士方觉有异，刚要动手，被唐括辩手起刀落一下砍倒几个，惊惧之下，其余卫兵竟莫一敢动。熙宗在寝殿中听到动静，察觉情形不妙，急往榻上取刀，岂料往日从不离身的佩刀早已被大兴国藏到了床下。几位反叛护卫首先持刃进弑，完颜亮继之，熙宗血溅当场，时年三十一岁。
完颜亮即位后本性便开始彻底暴露。最典型的表现是任意妄为、需索无度，依附群小、滥杀无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完颜亮采取了极端手段，所谓“刑杀不问有罪”，未过多久，对政变有功的秉德、唐括辩皆被诛杀，太宗子孙、宗翰子孙等宗室子弟亦遭诛夷，一些军事将领如左副元帅撤离喝等人被满门抄斩。完颜亮为满足一己之好，甚至抛弃了基本的伦理纲常，以至于淫嬖不问骨肉，妇姑姊妹尽入妃嫔之列，为夺人妻则使之杀其丈夫。完颜亮的行径是开化未久的游牧民族残存劣根性的典型反映，因此在他身上，既有残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同时也有豁达任性、不以礼法为意的天真之趣。比如他有时出巡，见到民车陷入泥淖，辄令卫士为之牵挽，必俟其出而后行；他身边常备有黄金钱币，如有需要者，即令自取。最有意思的是，身为一朝之主，他甚至允许臣子直呼其名。完颜亮以强制和压迫性的手段统治他的国家，虽然在客观上能够加强集权政治的威力，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金国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从某种程度上说，金帝完颜亮既然代表着女直民族野蛮性的一面，他便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战掠夺本性，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完颜亮念念不忘讨伐宋朝，早在即位的翌年就曾公开表示迟早要将江南之地收为己有。即位后的第五年，完颜亮把首都由上京迁至燕京，并改名为中都，仿造宋制，大事营建。当然，模仿宋朝制度仍然只不过是他用来满足猎奇性格的一场游戏罢了，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从理念上接受汉家文明的熏陶。在完颜亮的眼里，只有那未知的广阔江南才是他真正急需的东西，他把帝都从遥远的北方迁到燕京，目的也就是为此。到了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连一向麻木的宋廷上下，都有不少人感觉到完颜亮叛盟南下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未被高宗和属于秦桧余党的朝廷宰执们接受。第二年，完颜亮决计南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