辏暄樟辆黾颇舷拢苄硕四辏ü�1158年）二月，开始小规模挑衅，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正月，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打造战船、运贮军械、调兵遣将。金廷计划了近五年，可宋廷方面却始终一无防备，就是到了中外籍籍、路人皆知的当口，高宗犹还不愿相信：
“朕待彼甚厚，金人拿什么借口出兵？”
权礼部侍郎孙道夫哭笑不得：“敌夷出兵，岂需借口！”
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八月，金军重兵已屯驻淮水宿、泗一带。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完颜亮移驻汴梁，七月，大肆屠杀宋、辽宗室一百三十余人，八月，又弑杀反对南侵的太后徒单氏，南进之意已无可动摇。九月，完颜亮戎服亲征，以六十万的兵力分三路大举入寇：西路自凤翔攻大散关，以取宋朝侧翼四川；中路由蔡州攻荆、襄，从正面压迫；其本人亲率东路主力从淮西进攻江南东路；另外，完颜亮还派遣了一支水军由山东取道海上直袭临安。金军此次入侵在战略上虽是老调重弹，但规模却明显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然而不同以往的是，金人这一次虽然来势汹汹，但早已失去了当年鞭梢所指，所向披靡的效果。金军的战斗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绍兴九、十年间，就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他们并非不可战胜。此次金军数量虽众，但大部分是各族士兵拼凑而成，成份既复杂，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大，加上兵员众多势必造成后勤保障的困难，确实很难做到速战速决。首先南进的西路军一开始就遭到宋四川守将吴璘的阻击，退守凤翔；接着中路军也被击退，被迫改向东进。十月二十七日，曾在岳飞制下的李宝率战舰一百二十艘挂帆北上深入敌境，将正在密州陈家岛停舟待风的金军水师一举歼灭。
决定性的采石大捷虽然看起来是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特别是中书舍人虞允文的临机果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这场胜利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客观上的因素一是完颜亮不顾朝野一片反对之声竭举国之力兴兵南下，已促使金廷发生内变，十月初八，曹国公乌禄在辽阳被立为新帝。消息传到前线，金军亡归逋逃者更是不可胜数，这也使得完颜亮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其二，塞外契丹诸族也开始叛乱，声势已趋浩大，加上河北汉民的起事，不得不使完颜亮分兵以征，导致南侵军力的分散。另外，金军的水战经验要明显逊于宋军，宋军在水面上的装备也大大超过对手，金军以小而缓对付宋军大而速的战船，以长江的宽阔汹涌，绝对不是对手。完颜亮过分高估了自己，他认为当年宗弼能以小舟在诲上追击宋帝高宗，此次必然也能成功渡江。事实也证明，宋廷淮西守将王权所统领下的士兵并非不能打仗，而只不过是胆怯的主帅临阵逃脱瓦解了军心，才使金军渡过淮水直逼长江。若无民心士气可用，虞允文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力挽狂澜。十一月八日，虞允文到采石犒军时，王权已被罢免，而新帅尚未到任，一路溃散下来的宋军士兵只剩下一万八千余人，散坐路边，不复成伍，情况已是千钧一发。允文毅然负起指挥重任，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将采石一带的军民调动起来，结果保住了长江防线。
当然，采石之捷的具体战果绝非像宋廷渲染的那么辉煌，完颜亮临江时已无心久战，所以只派了先头部队渡江。为采石宋军击败后，完颜亮大队人马立刻就趋回扬州，并没有再次尝试强渡。尽管如此，虞允文将金帝亲征之师打得落荒而逃仍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宋军以一儒生率区区乌合之众就能将完颜亮的精锐主力一举击溃，虽不能证明宋室的军事实力是如何的强大，但至少说明金人五十年来的南侵确已成了强弩之末。
采石大捷的意义极其深远。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3节 雍容富足
十一月底，众叛亲离的完颜亮被部将杀死，残部退军三十里后遣人持檄至宋镇江军议和。不久，荆、襄及两淮各地金军亦皆拔寨北还。乌禄即位后更名为“雍”，史称“金世宗”，世宗得知完颜亮死讯后，进驻燕京正式掌权。此时，中原一带民众纷纷起义，山东人耿京起兵收复东平，成为其中声势较大的一支。金廷为安顿局面，一方面在两淮及西南收敛兵力以图再战，一方面也不得不遣使请和以作喘息。尽管金军仍在各地与宋军往复交战，但完颜亮发动的南侵毕竟还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更大的影响还是在我们的帝国方面。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二月完颜亮死后，高宗尚还有意乘胜恢复汴京，并亲临至镇江府。但当金新帝即位后兵势复振，高宗的意向马上就开始改变，坚决要返回临安。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宰执奏金使将于二月份渡淮南来议和时，天子的和意已经十分坚决。照理而言，徽、钦二帝已经驾返道山，重兵大将也所剩无几，用兵取胜破虏复仇，丝毫没有背其所利而中其所忌的成份。然而帝国的天子所担心的早就不是得失利弊，高宗的怕事已融入骨髓，他既没有心思去作任何的判断，甚至连面对明白无误胜势的勇气都没有。早在十二月份朝廷下令在西北战场上首先撤军就是天子的主意，结果使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所光复的十三个州又为金人所占，吴璘部仓促退还，在金军的掩击下损失惨重。全军将士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营痛哭，声震原野。在高宗心里，败固然非所情愿，胜也并不能保证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无事才是最最要紧的，因此他对臣下说：
“朕料定最后还是一个和字。”
和是不错，战争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妥协，但怎样去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四月，金使高忠建来到临安，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抗战派中坚左相陈康伯驳斥了金国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以洪迈报聘，国书采用敌国之礼。这种方式的休战似乎才是我们的帝国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胜利当然是战场上胜利的产物，根本没有必要惧怕谦让。然而，高宗还是密付了洪迈一道手札：
“若彼诚能以河南地归还，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显然已无法被十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主战人士所接受。洪迈到了金国，金世宗见到国书用辞不逊，先令洪迈更改，洪迈不从；后又命他朝见时行旧礼，洪迈也坚执不可，结果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水浆不通达三日之久。本来，洪迈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诏行事，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然而他就是没有屈服，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与洪迈在敌营的大义凛然相呼应的是，朝中要求乘胜恢复的呼声也极为高涨。代表人物一是当朝首相陈康伯，一是完颜亮南侵时方被重新启用的张浚。
康伯字长卿，宣和进士，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参知政事，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迁左相。完颜亮南侵时，举朝震骇，不少朝士都遣家属南下以避寇，独有陈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敌虏逼江，康伯坚决反对幸闽之议，迫使高宗留在了临安。虞允文出任参谋军事前往采石，也出自康伯的倡议，结果取得了采石大捷。张浚虽然一直被高宗闲置，但在朝中主战派中却享有甚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后，处事布军，风采依然，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此时的另一位元老级大将刘锜刚刚去世，张浚遂成了抗战一派的希望所在。陈、张二人得到普遍的拥护，反映出时下的主战潮流确实无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辙，实在也是非常困难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退位禅让的做法来作最后的逃避，其中的原委倒也颇令人困惑。高宗从建康回到临安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诏立皇子赵玮为皇太子，明显表露出禅让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式下诏内禅，前后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洪迈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从那时算起，高宗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内就作出了选择。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内禅，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天子目前正处于一个国威复振的大好时机，年龄也只不过五十六岁，又何至于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归于淡泊、颐养天年？严格说起来，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实际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尽管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也并非不能做到。当年的和议所遭受到的反对浪潮，也并不比今天逊色，天子彼时能不惜任信奸佞、滥杀大将，此次当然也可以如法效仿，从这一点上讲，他似乎没有理由做此无谓之举。有一种说法是陈康伯对皇上施加了压力，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康伯是个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悖于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不同于靖康之时，高宗的声望虽然由于不惮屈己而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可与当年的徽宗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宫，也不会为天子所答应。
最后的解释仍要归结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来。所有的天子都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内心的害怕恐惧情结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这使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败时可以和，但胜时如何呢？我们的天子显然也是黔驴技穷，所以内禅完全是出自于他的本意，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高宗的禅让诏出自洪迈的哥哥洪遵的手笔，但有一句话也真实反映出天子的心态，即所谓“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他已经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与其忧勤万机，宵旰靡怠，倒也无宁雍容释负，退养康宁。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结束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随即驾往德寿宫，从此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并不轻松的人生旅程。
高宗惟一的儿子早夭，因为扬州兵败时染上痼疾，从此再无生育。即位的皇子赵玮是秀王赵子偁的儿子，算起来是太祖的七世孙，受册太子时更名为眘，后来的庙号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兴”。孝宗是个主战派，即位伊始，就重用了张浚，同时追复岳飞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
高宗内禅只是采石之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场抗战胜利对帝国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发动了一次北伐。很显然，这次乐观情绪下的主动出击同完颜亮的南侵一样，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南渡朝廷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彻底降服金敌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不幸的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表明帝国内部的主和倾向已经蠢蠢欲动，只不过暂时蓄而未发罢了。孝宗以新君的锐气一贾其勇固然值得嘉许，然而恢复大业并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而金国虽然内乱频仍，但底气尚在，金世宗能够迅速抚定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以帝国久弛的武备遽而北上劳师远征，能够速战速决尚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年轻的嗣君是否有这个思想准备？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初张浚出任北伐统帅，四月，李显忠、邵宏渊取得宿州大捷，成为近十年最为辉煌的光复胜利。然而时隔不久，由于李、邵不和，未能协同作战，导致宋军在符离的大败。此次失利在军事上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挫折，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使朝廷妥协的潮流又开始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贯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又重新入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扰下，先是张浚被迫去职，接着主战派遭到清洗，最后两淮宋军在金军的袭击下全线溃败。宋师尚还未渡过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产。
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人求和。尽管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比绍兴和议有了大大的进步，比如双方不再称君臣而改称叔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上也减少了十万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个州。帝国的形势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意志坚决，准备充分，应该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个结局的。
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无奈的现实，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时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