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轶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4节 契丹源出鲜卑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
鲜卑的宇文别部原居辽水上游，与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时期宇文部不幸为慕容部所破，其残余分为契丹和奚。契丹屡受他族之侵，亦为北朝几代政权所轻视，不得已，从北魏太武帝时起，渐渐内附，岁致朝献。不过，由此也得以与中原交流日多，获得了宝贵的文明经验。唐朝建立后，契丹逐渐中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背离突厥，归附唐朝，从此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尽管在传统理念上来看，他们仍是异族，但客观上的存在胜于一切理论上的雄辩，在“四海一家”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不可避免地走进中国的历史中，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契丹贵族中的遥辇家族取代了大贺家族，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逐渐站稳脚跟，开始从逐寒暑、随水草，以车帐为家的游牧方式向农牧结合、居有定处的先进生产方式过渡，部落之间也不单单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关系，国家的概念与形式也已开始形成。当十世纪初，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的统治地位时，表明契丹的勃兴正式开始。
阿保机属于那种不甘在蒙昧的环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头来放眼寰宇的天性，并能把握住周围一切变化的事物给他造成的感触，同时把这种印象转化成有益的启示。阿保机亲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不仅仅是获得了粮食、牲畜与奴隶，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触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就。据说，阿保机能说汉话，通晓汉文，甚至工于书法，从他的作为来看，这些记载并非是夸大之辞。后晋之时，阿保机曾入关取平营二州，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汉人制度。这座城池名曰“汉城”，在独石口北三十七里处，地可植五谷，有盐铁之利，汉人安之，竟不思归，可见他的气度与韬略非同一般。
先进力量总是能战胜愚昧，阿保机以他的果断与强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以一次骗局诱杀了另外七个部落的酋长，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国。此后，不断内事统一，外事开拓，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等部，连战皆捷，平定西北；又转而东灭渤海国，开辟了契丹历史的新纪元。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继光继位，史称“辽太宗”。辽太宗进而征伐中原，并于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占据后晋首都大梁后改号“大辽”，把目标指向了广阔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辽长达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无足够的力量使戎狄臣服，这本就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本朝两位先王于无形中定下的基调，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来似乎在于以德服人与以战屈人的两难选择上，而事实是早在本朝开启王运之初，种种迹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长久战乱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渐把大唐以来以声威服人的雄伟魄力摒弃在一边了，他们要得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图声名的穷兵黩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仁德天子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人之常情和时势所逼的产物，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歧沟之战后十八年，宋辽之间终于实现了外交上的和解，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与太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一脉相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帝国并不具备以战屈人的实力，那么这种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暂时的，更不能保证“修文德以来远人”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实上，这次与辽国的和解虽然在客观上给帝国带来了宁静与繁荣，但也成了本朝彻底放弃对外用武的起点。
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时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于辽国大军数月之中便打到了开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辽主及太后的亲率下大举南进，定州首当其冲，告急文书一夕五次飞传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余里，一旦为敌所破，整个河北防线便要土崩瓦解，首都东京自然也将无所遮蔽地暴露在敌人的锋芒面前。
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与老一辈的毕士安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刚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事情的发生，因此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慌张。寇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面前依旧神色自如谈笑风生，颇有当年谢安谈笑退敌之风度。不过，临阵不慌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成算，同时还必须具备客观物质上的条件，寇准压下奏报隐而不发，固然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气度，但却不能说明外在的成败因素是否具备。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毕竟还是少数，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会上便急急将严重的军情奏报皇上。这是典型的不能为君王分忧的表现。
天子龙颜大惊，急问寇准。寇准说得好：陛下欲解此忧难，五天的时间就够了，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亲征澶州。澶州是开德府的旧称，在黄河以北，是辽军矛头所指。早在近一个月前，寇准就以禁卫重兵已在河北集结的理由要求天子亲赴该地督战，真宗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过愿意前往。但眼下事态已有了不同，此时此刻天子龙銮渡河，便是决一死战的架式。寇准此话犹如平空响起一声惊雷，一朝之臣全被这个提议吓呆了。真宗心里更怕，要起身还内宫，寇准最后把话说得很绝，他以恐吓的口吻对皇上说：陛下这一走，大事去矣。
帝国目前的窘境自然不仅仅在于首都东京的难守易攻，细究原委，更深一层的症结是本朝建立后一系列国策上的变化。这当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决定的，所有的后果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东京的孱弱只不过是最后的表现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耐人寻味的是，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却在于巩固天子的地位，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当作终极目标。尽管太祖在召问赵普，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为的宰相时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苍生涂地作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来，但这话可听而不可信。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正是这话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赵普语犹未毕，皇上就说：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么？在后来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劝谕威胁及恩威并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审琦从典守禁卫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饮酒相欢终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强君弱臣”四个字，心腹之患既去，节镇强重的肢体之害便不难破除。太祖与赵普为完成后一个目标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其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比前一个举动要大很多。即使这样，最后完成却也是本朝太宗时期的事了。
当然，不论太祖此举的出发点如何，天下苍生受利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就是号称盛世的前唐，天子们的好大喜功，照样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论群魔争斗天下纷乱的五代。王道式微则乱臣贼子兴，本朝两位先王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中央政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并入新朝的版图，这时中央政府悄悄颁布了一项任命，以当时任刑部郎中的贾玭等人“通判湖南诸州”。通判一职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担当，更能与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观上便大大减弱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权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一致不满，每当两者发生冲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乃监郡，朝廷使我监汝。尽管太祖曾下诏劝励，但州郡长官还是与通判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后来有一位叫钱昆的，世居余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补外任，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无通判处则可。这真是个不错的调侃，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强盛最好的注脚。太宗在此基础上，更下令罢除藩镇领支郡之制，所谓支郡，就是指节度使间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措施的第一个对象却是倡言削藩镇之权的赵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怀州时因不满于事事为领节度使的赵普所抑，上书太宗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赵普既不免作茧自缚，又遑论他人！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诏制中，全国三十余节镇中十八军所领支郡皆直属京师。所谓太祖杯酒之间就把藩镇痼疾一旦消弭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也不完全是太祖个人德行见识的功劳。仔细考察这件事的始末，不难发现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5节 丧权辱国
不惟如此。当年赵普为对付藩镇而建策太祖，还有另外两项内容：一是制其钱谷，二是收其精兵。此两条与夺其权柄一样不可或缺。设想地方藩镇若失去了犯上作乱的资本，又何愁其势不弱！此两项举动皆始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后人记载甚详：“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又置转运使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需要强调的是，从后来的进展看，这些都绝非是凭空记录。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也是随着这一总体思路来的，集天下之精英者为禁军，领导机构是殿前司和侍卫司，设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与马军都指挥使三帅分领。过于专权必然导致尾大不掉，这在地方与中央是一样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设枢密院，主长者为正副枢密使，使之成为调兵机构，与统兵的三帅共掌军务。这样，本朝军事制度的最后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问枢密军务，战时将领则临时委派，两者皆直属于皇帝；在地方，节度以下，坐食俸禄而已，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这种格局虽然在国家危难之后引起各方面的怀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变，基本贯穿于本朝近三百年历史的始终。这就是所谓的“弱枝强干”，就内政而言，帝王基业和赵家江山在它的庇护下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固之态。
所以，定都东京固然是一个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然而中央势力是这样的强劲，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够弥补首都四战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本朝初年大约是二十万上下，京城驻军即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东京特别是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人。此次辽军南下，在人数上并不比宋军优势。只是辽人善于骑射，马军的冲击力强劲，特别是能集中精锐而各个击破河北一带相对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气势上占了先手而已。宋军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马也有合围夹击的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立时就想到退却的。
但本朝立国以来，朝廷大员中一直不乏那种懦弱于外寇入侵者，此际的典型代表是参知政事王钦若与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这两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时竟分别密劝皇帝驾幸金陵、成都，开了本朝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就原则而论，这种妖言惑主、动摇军心之举，是十足的奸佞行为，可在真宗眼里，他们的建议居然还颇合心意，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难怪寇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寇准以为，以圣朝天子之神武，若车驾亲征，敌人将不战自遁。即使坚守河北，亦可以挠其谋，老其军，从而稳操胜算。岂能远之楚蜀而委弃宗社？寇准在这里稍微灵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将的语气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点昏昏然起来，放弃东京的念头从此打消不提，甚至当辽国主动表示求和时，皇上还有点不大愿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终于出京亲赴河北，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双方皇驾的亲征使这场战事不再仅仅局限于边境冲突的范畴，必将会带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停战条约“澶渊之盟”。
这个结果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