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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理论直接起源于二程，而二程哲学则是继承发挥了本朝以来一种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形成的，后来的人们将洛学的师承划归于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看法虽不一定确切有据，但从二程及朱熹的学术渊源上看，他们接受濂溪之学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周敦颐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对“心性义理”之学的首发幽暗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理学”的开山之祖。“理”者，道理、法则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理学就是有关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学。孔孟之后，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义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绝。敦颐之后，张载、二程、邵雍等大师辈出，这些思深之士始终不懈地锤炼心智、发展性灵，有意识地从具体的现实向形而上转化，以千年的文化传统为积累，转益多师，厚积薄发，从思想上对人生和国家的终极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终于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横空出世，开始奠定未来中国的思想基调。
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朱熹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过，它的核心却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字发展到严密、精致和深邃的境界。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气发挥万物，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认为理与太极是同一的东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摄万理，万理又归于此理，理依于气而行，化育流行，涵盖万物。从这一点出发，人之性也就是天赋之理，天理使人具仁义礼智之禀赋，而化气则使人有善恶刚柔之区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学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若非圣贤，即是禽兽，这是朱熹思想规定下的天理、人欲关系的必然产物。每个人都必须居敬穷理，“内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这既是朱熹对人性的定义，也是对政治和社会范畴里一切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他本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朱熹的思想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它把我们与禽兽和事物相区分，指示了一条走向终极目标的艰难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朱熹哲学的荒谬。假如以天理来规定人，人之本身岂非毫无意义？如果照朱熹所说，天理与人欲是绝对的对立，那么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以天理的神圣，又何能容忍气之所化，再赋予人性之恶？当然，也许天理的本意是磨炼我们的意志，但理在气先，气化我成，以我们渺小的形而下又怎能与至高至极的形而上同归一途？朱熹指示的道路太艰难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事情明显的是，如果做到了这些，人也就不是人而成为“天理”了。从另外一点上考虑，“天理”的标准在哪里？如果这个标准只不过是由圣贤来决定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历史的东西而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原则。朱熹哲学被后来的政治用作统治理论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使统治者的强迫手段成为可能的思想基础。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返乡时，来到江西信州铅山的鹅湖寺。由于祖谦的撮合，朱熹与当地的两位人物陆九龄、陆九渊得以相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陆氏兄弟也是知名当时的思深之士，特别是比朱熹小九岁的陆九渊，刻苦向学，覃思精微，取孟子“放心”之说而发挥，主张以廓复人之本心为第一要务。九渊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过此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心即天理，不待外求。所以一开始就与朱熹追求名分、讲究行为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在赴会之前，两兄弟专门预先讲辩直至深夜，准备折服朱熹。
第一天双方不欢而散，原因是九渊一上来就抢了先手，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这使得朱熹很不高兴。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学的问题上展开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穷理致知，而致知问学又是涵养尊德的必要过程，二者不可偏废。他对陆九渊“先求本心，然后泛观博览”的教人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过于简单。
九渊仍然也坚持己见，批评朱熹的方法过于支离。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谓持敬工夫，在九渊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所以针对朱熹提出的“泛观为先”发出诘难道：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这话说得就近乎于强辩了，幸好下面的话为其兄九龄所止，否则两人的唇枪舌剑说不定就要闹出伤害感情的结果。
鹅湖之会虽然未能取得一致，但双方通过这场学术讨论多少还是有了一点融合。特别是九渊的哥哥九龄在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幡然悔悟，转向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与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虽然不能同意九渊的“求心”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深表钦佩，一直希望两家能兼补所长，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渊的理论。只有九渊终身未改其说，他甚至在后来公然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样发挥到一个绝对的境地。九渊在学术上的从一不二，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学”传人在后来与朱学一派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的原因之一。
朱、陆虽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大前提还是共同的，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存在着迥异的见解而已。真正与朱学既殊途又殊归的是陈亮的学说。
浙东婺州一带是南渡帝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既能导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响着学术思想的内容。婺学有一个共同特色是主张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事功色彩。南渡后最著名的学者先是唐仲友，后是吕祖谦，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仲友与朱熹在学术上甚不相容，由此后来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互相诉讼的事情；吕祖谦虽然也强调性命之学，对朱熹理学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弃强调躬行实践的初衷，所以他既与张栻、朱熹私交极佳，又能与陆氏兄弟时相过从，同时也能与思想激进的婺州后进陈亮有着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反映出环境对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陈亮的学说，他与吕祖谦的调和理论完全不同。陈亮从根子上反对性命之学，同时把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林化，明确提出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功利提到这样一个明确的高度。陈亮的哲学既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时势的反映，更是其坎坷境遇的产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亮在家居十二年后入太学为诸生，这无疑又是叶衡帮助的结果。在这一年，陈亮于太学的一次试论中再度发表见解，以至于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腾谤之言数月未已。第二年，陈亮再度上书孝宗畅言恢复，结果让锐意恢复的孝宗读后赫然震动，天子当即在朝会上传旨，要将陈亮所上书榜于朝堂，并欲召陈亮授以官职。
不幸的是，当朝宰臣中大多数人一下想不起来陈亮是谁，殿前独有一位叫曾觌的官员知道陈亮，主动提出前去宣召。这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陈亮的一生。
曾觌这个人名声很臭，他早年以父荫补官，孝宗在藩邸时为内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后为天子器重。曾觌与另一位经历相似的官员龙大渊恃宠娇纵，横行不法，在当时甚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陈亮是何许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愿见到曾觌，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诏接旨！所以陈亮在居处听到曾觌将到的消息后，立即翻墙而逃，给了曾觌一个绝妙的软钉子。曾觌当然十分怨恨，为此在朝间一力攻击陈亮。而一部分宰执怪罪陈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谤沮不已。他们受命天子前去复考，陈亮的慷慨陈词尤使这些朝廷大员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议被暂时搁置。
十天后，陈亮先后两次诣阙上书，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并对献书数天后没有回应深表遗憾。在第二书中，陈亮把自己向汤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进之言和盘托出，言下之意，对某些人的从中阻挠也表示了不满。陈亮的勇气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7节 学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孝宗仍然十分欣赏陈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陈亮。然而陈亮得知后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岂是以此而博一官？”
陈亮当日便渡钱塘江而归。数罹祸患使陈亮愤懑难禁，归乡后常与同邑知己狂饮，以壶中之物洗浇胸中块垒，醉后拔剑起舞，少不了豪气干云，说出一些狂话来，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试中黜其下第，陈亮对他曾有所不满而语出不逊，何澹便借此报复，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狱中，笞掠批杖以至体无完肤。幸亏天子依然有心袒护，否则这一次陈亮难免就要身遭不测。
出狱以后的陈亮再度归乡发愤读书，潜心思考，终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陈亮出乡访问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几天，彼此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此后的十年，他与朱熹书信往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次的争论虽然不像鹅湖之会那样面对面地进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疑要超过鹅湖之辩许多。
一个基本问题始终贯穿在这场辩论中，这就是王霸和义利。陈亮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与霸业可以并用，义与利也可双行。无疑，这自然遭致朱熹的强烈反对。两人从三代以至汉唐，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亮击到了朱学的要害，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以“志在天下”反驳朱熹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学发展成为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当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实际上，在陈亮的堂堂英气面前，朱熹根本就无力抵挡，他就像一个年长的禅师一样，故作高深地作着劝谕：
“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撺掇？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岂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处。”
陈亮答道：“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两相比照，优劣尽知。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陆九渊的近禅之学倒并不可忧，因为学者一旦无可摸索，自会弃去；惟有“浙学”专于功利，学者学之便可见效。他为之而感慨万端道：
“陈同甫之学已行到江西，而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
看来朱熹之学后来成为帝国恢复大业的一种拘碍势力同样不是一个偶然，它的核心就包含了反对进取的因素。他所力持的那种“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的理论，尽管是种地道的迂腐之谈，但无疑会被人拿去当作逃避的凭据。朱熹过分相信道德修养的力量，并不是他一家的发明，而是本朝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通病。它带来的无穷恶果是：天下生民肉体上的血泪痛苦既不能免，而道亦未必能行，心亦未必能安。也许它惟一的长处就是把伦理道德重新倡导起来，在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里麻醉自己也麻醉别人，从而维持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但是代价太沉重了。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陈亮又遭受到一次冤狱，得脱后又为人聚凶徒击于路，卧床一月始告平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二月，陈亮来到金陵、京口，观察沿江山川形势，其后来到临安，再度上书天子极倡恢复，一心内禅退位的孝宗没有加以理睬。陈亮义无反顾地倡言王霸义利、浑无顾忌地疾呼恢复，当然使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们把陈亮视作狂徒，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