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主意，这两个同样衰颓的政权之间的争斗又将不免。
对此，临安政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七月，迁至汴梁的金宣宗遣使南来督促宋廷交纳两年的步币后不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罢停岁币，修固两淮。他的理由是“此时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以虏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宁宗纳之，遂宣诸朝廷商讨。
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给宰相的上书中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这种情况下，金国就不再是仇敌而成为屏障了，因此“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朝廷上下议论不决。
两种主张虽各有各的道理，但无疑都不可能达到效果。金国衰败之象已趋明显，它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蒙古军队。既然其已必亡，对我们帝国所可能起到的屏蔽作用便不可能长久，贻送其资，岂非徒劳。但是，罢停岁币则必使金军南侵，以帝国目前的状态，绝难有必胜之机。事物的矛盾往往就在于此，越是无法选择，越是必须选择，岁币问题当然是个细节，但怎样应付目前的时势，却是帝国务必解决的难题。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金中都燕京陷入蒙古，河北地区也随之不保，此时金国的状况，已到了和当年辽国的遭遇如出一辙的地步。真德秀在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十二月向宁宗指出了这一点，他告诫天子“宜以政和、宣和为戒”，这就是说，绝不能再像徽宗皇帝那样麻木不仁。
经过激烈的争辩后，金廷终于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份左右发动了南侵。
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很难一概而论。但就金国的困窘来说，选择与宋开战是惟一可行的方针。当时河北已失，山西、河东剽掠严重，各地流亡齐集河南，衣食都发生困难。另外，北面压力未减，四地暴乱不绝，局促于中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假如能成功地向西部和南方扩地立国，这对于金国不失为一个克服危机的办法。当然，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帝国只有仓促应战，在这年的六月下诏伐金。此次战役中，准备充分的襄阳方面统帅赵方首先立下了大功，在中路抵住了金人的强攻后进而反击，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年底彻底击溃了来犯的金军。淮东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胜利，在这年的三月大败金军，使金人此后六七年内不敢再窥淮东。不过，西南战线的情况不妙，大散关两度失守，使金军连破诸州，抢掠甚夥。但就整个战线来看，宋军的防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今后的战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国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进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猛攻，明显已是最后挣扎的态势。然而由于财用不济、军势已弱，加之三面作战的窘迫和内忧外患的困扰，金国连年征战毫无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与宋停战。
我们的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是最好的反映，开禧北伐本就耗资无算，而长达七年的往复交战又大损物力，到嘉定后期，帝国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不妙。南渡以来的现实本就是土地日蹙、赋役日重，人民伤败而官僚富腴，尽管理财实质上就近乎聚敛，但帝国还是无法遽得财力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当年的韩侂胄甚至自出家财二十万资军，可见国用的艰难。因此无奈之下，也只有饮鸩止渴，以增发楮币筹措军费，嘉定用兵期间，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通货膨胀，物价腾踊，其对经济民生的摧毁程度，是无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个宁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领衔修书，不断奏上宝训、会要的话，却也未必如实。弥远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赵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关键。
宁宗后宫一直没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诏育太祖后人燕懿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于宫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诛韩侂胄后立其为皇太子，这就是赵询。可惜的是赵询天不假寿，致使帝国的储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一贯缺乏主见的宁宗在这个时候却自作主张，故伎重演，下诏在宗族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作为太子，条件是太祖的十世孙，年满十五岁以上。天子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似乎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原因是储位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惟一合法性。天子无嗣而不得已选诸宗室，这本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因此必须明辨是非，审慎抉择，绝不能贻人以口实。宁宗的错误在于他的标准并非惟一，太祖十世孙中年满十五岁者绝非一人，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
史弥远明察秋毫，立即就发现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弥远很清楚自己与杨后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长期依恃的，当年之所以结成联盟，不过是在对待韩侂胄的问题上达成了互利的共识而已。假如不能拥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来，以弥远的聪明，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为史称远寻找人选的亲信余天锡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弥远的想法非常独特，他根本就不想去找一位真正的宗室之子。弥远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非是为宗庙社稷着想，自然会从尽善尽美的方面去考虑问题，这似乎并不奇怪。不过，余天锡踏破铁鞋，终于在越州绍兴有了收获。他向弥远汇报道，越州西门一位保长的两位孙子相貌独特，在当地被认为是大贵之人，也许可以作为候补人选。弥远当即嘱使天锡招来一观。
于是天锡返回越州具告这位保长，保长大喜之下，竟然隆重其事，赘产鬻田，治衣宴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位孙子送到临安。这种有可能走漏风声的做法虽然使弥远很恼火，但他也为两兄弟特别是哥哥赵与莒的贵人之相大为惊奇。弥远善相，为此也十分自负，因此最终拍板定计。诡秘的行为之所以往往会掺杂些神异的色彩，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增强自信的客观作用。但弥远表面不动声色，立时又把两人送回，这使得一心以为福从天降的保长在姻党乡人之前丢尽了面子。但弥远的目的却达到了，他在一段时间后派遣余天锡秘密地将赵与莒接回临安，改名“贵诚”，对外宣称为宗室之子，以供皇子之选。
但他的努力不幸落空，赵贵诚的大贵之相没能打动天子。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的六月，原宗室赵希瞿嫡子，入继已故沂靖惠王赵垓嗣子的皇侄赵贵和被选中，立为皇太子，更名为“竑”，而弥远荐来的所谓宗室子赵贵诚只被补为“秉义郎”，代替入为太子的赵贵和入嗣沂王。很明显，赵贵和的入选是宫中势力一意促成的结果，在太子册立的当时就有大臣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像建储这样的国家大事都不能断自宸衷而眩惑于左右近习、不法之臣，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弥远同样为此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他的出发点与别人迥乎不同。
新太子好鼓琴，弥远马上就在民间买了一位善琴的美女献于东宫，他以厚廪其家的条件，指使美人侦伺太子。弥远强调，东宫的一举一动都务须立即报告。这位美人没有辜负弥远的重望，凭着色艺俱佳而且知书慧黠的素质，立时就得到了太子的宠嬖。
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原来太子对宰相的态度近似于痛恨。美人报告说，平日太子就经常在桌几上书写宰相专权的罪恶，进而有一次指着地图中的琼、崖一带对她说，他将来得志，必定要把史弥远放逐到这里去。美人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琼、崖恶州乃是天涯海角之地，历来是贬逐奸恶的极限。惊讶之余，立即就告诉了宰相。
弥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万万想不到太子对他的厌恶竟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此时的弥远显然为他在立储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十分后悔，如果早知道结局如此，他是绝不会让这位皇子就这么顺利地入居东宫的。现在事实既成，任何补救措旋都已经为时已晚，惟一可做的就是寻找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弥远不怕冒险，也并不顾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无毒不丈夫似乎是弥远一贯的信条。成功地暗杀掉韩侂胄锻炼了弥远的谋略和勇气，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太子把弥远逼到了痛下辣手的地步，为身家性命计，即使是再懦弱的人也会狗急跳墙，更何况把持了十几年朝政的当朝宰相史弥远！
弥远第一步考虑的当然是改易太子，为此他在净慈寺中的惠日阁秘密约见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弥远选择郑清之是有道理的，这个人既是他的同乡，关系也相当不错，肯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托。弥远考虑的另外一点是清之时任清要之官，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弥远道：太子不堪负荷，而入嗣沂王者甚贤。吾有意择君为讲官，深望君能善启迪之。”
这一句话就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现时的沂王嗣子是宰相所荐，举朝皆知，清之当然立刻就省悟出宰相的深意。
弥远欣然：“事成之后，弥远之位就是君之位。不过话只能出于我口，入于君耳，若有一语泄漏，就是灭族之祸。”
清之如何不知，连道“不敢”。
世事变化之快超出弥远的预料，当谋废太子的行动尚还没有什么眉目时，宁宗天子就已经病重不预了，时间是两年后的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中旬，与金国停战五个月后。
弥远得知消息后立即就让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拥立之意。但出乎清之意料的是，赵贵诚听后竟然沉默不语。清之十分着急：
“丞相使清之从游殿下，相布腹心，今殿下不答一语，叫清之如何回复丞相一片苦心？”
贵诚听罢此语，拱手而言：
“绍兴老母尚在啊！”
这位骤取显贵的沂王显然是个极懂事理的人，他不是没有胆量与史弥远共图大事，而是明白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知道这一去前途未卜祸福难料，弄得不好就是满门抄斩。赵贵诚虽然不为自己担忧，也不能不为高堂老母着想，我们这位未来的天子似乎还没有利令智昏，在这种是非关头多少还能保持一些平常人的本心。不用说郑清之感到诧异，就连弥远听后也是感慨了一番。
然而事态已不容许退却，八月二十七日，宁宗在福宁殿驾崩，时年五十七岁。弥远没有为沂王的犹豫所影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杨后兄长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继其父之后成了弥远新的帮手，他们一夜七次往返于掖庭，劝说皇后支持弥远，但杨后始终不答应。两人最后在皇后面前痛哭流涕道：
“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杨氏一族必无遗类了！”
直到这时杨后才终于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史弥远既有心于此，当然也就有必胜的把握，至少她已经从两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帅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弥远的一边。既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宗庙继嗣是否合理，而是杨氏一族的安危与否，皇后已经没有选择。杨氏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显然还不太清楚沂王赵贵诚究竟是何许人。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6节 迢迢银汉谁度
殿下的史弥远立即嘱人速宣沂王，同时郑重叮咛：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东宫皇子，如要弄错，回来就把你们全部处斩！
太子也听说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还不知道大祸将临，犹在居处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门口张望。隐隐之间，似乎看见有宫使簇拥一人疾驰而过，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子十分疑惑，径去皇后宫中询问。
杨氏没有多说，只是拊着他的背道：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太子太过于懵懂了，直到最后被召入举哀时，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当烛影之中最终看到赵贵诚坐在御座之上后，太子犹还犯起倔强，坚不肯拜。这种人没能成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继大宝，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新帝是帝国历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后来的庙号为“理宗”。理宗最后在赵氏宗庙里占据一个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与赵氏宗族实在是毫无血缘关系。以本朝礼制谨严的程度，居然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实在是令人沮丧。当然，事情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也许除了弥远与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锡知道。最危险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弥远可谓得之。
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
太子于新帝即位当时被改封济王，出居湖州。权臣操纵废立如此明目张胆，这同样是本朝近三百年以来的首例，尽管朝野上下为这种恐怖行动所震慑而一时噤若寒蝉，但举国为之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当济王来到贬地湖州后，当地人潘壬与其弟潘丙、从兄潘甫把不满情绪付诸实施，他们与一位归附朝廷的义军首脑李全联系，准备谋立这位已被废黜的太子。
李全是山东潍州北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