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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上看，南渡帝国的四川和两淮都曾先后失地丧师并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军的进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长江防线始终没有被敌军攻破。这个防区包括江北的襄阳、荆门，沿江的鄂州、江陵，几个重镇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互为依托而以长江天堑为核心，扼守着整个帝国的正面。其中，襄阳府最为关键，它位于汉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维系着整个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没有被攻破，沿江防线不仅不会失守，同时还能够三面出击，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最强劲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毋需详说。
正是刘整为忽必烈指出了这一点。
此人是河南人，有机谋，善骑射，因避乱而从金地来到南方，很快就成为孟珙手下数得上的一员将领，鄂州解围后升为知沪州军州事。贾似道当权，大力排斥异己特别是前线诸将，刘整因不附合也在名单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帅俞兴在似道的授意下诬构刘整，刘整上诉于朝未能如愿，不得已降蒙。刘整是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对于帝国的军事虚实情况实在是太了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军成都经略使刘嶷和盘托出。与刘嶷的大喜过望相反，当有人将刘整叛变的情况报告贾似道，提出帝国军事机密有可能因此而泄露时，似道却全然没有加以理会。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议伐宋的同时，提出了先攻襄阳的计划：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无疑击到了要害之处。其中的关键是“浮汉入江”四个字，襄阳一得，即可沿汉水入江；沿江东下，整个两浙便尽在彀中。顺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来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权，大都采取了这条方针，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诸藩，也曾走过这条路。就目前情形来看，四川宋军实力业已削弱，根本无力出峡东援；而下游宋军出兵增援，由于是溯江而上，兵势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见，从中路进击是十分正确的方针。
当然，也并非只有刘整一人认识到襄阳的战略地位。此地原已沦陷金国，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灭后，宋廷江陵制帅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复，屯驻重兵，重筑为强镇。与此同时，蒙古军中也有人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有一位将领就曾向当时的大汗蒙哥建议攻取襄阳。此人名李桢，是当时蒙军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认为襄阳乃吴、蜀之要冲，江南之咽喉，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资。英雄所见略同，即此之谓。
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方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许多成功的决策之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时在燕京朝廷上不是没人反对这个策略，但忽必烈并未因此而改作它计，在后来近五年中，蒙古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没有放弃初衷，这显然也是忽必烈意志坚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新兴的蒙古帝国无疑要优于当年的辽、金许多，后者都因为暂时的顿挫和眼前的利益而使图宋方略虎头蛇尾，并渐渐消于无形。
刘整提出建议约一个月后，忽必烈诏征诸路兵马，以阿朮、刘整为统帅率军向襄阳进发，拉开了南进的序幕。同月，宋廷以吕文焕出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使。
蒙宋正面边境上的第一大镇襄阳位于汉水南滨，三面环水，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所以又合称“襄樊”。两城相倚而立，互为依托，确实是一个极佳的攻守要地。不过，蒙古在这里也有些基础。
那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时的事。当时的襄阳镇帅是吕文德，此人早年随赵癸抗击蒙古，累立战功，后来也曾参与了保卫四川及鄂州的战役。文德虽有些才勇，但判断力并不高明，也就是在老帅宿将被贾似道锄诛略尽的情况下成为宋廷的主要大将。刘整很清楚他的为人，向忽必烈建议说，可以用小利诱使他犯错。这一招确实高明，蒙古派出的使者用一条玉带和一番花言巧语就骗取了吕文德的同意，在襄阳城外宋境内建立了一个榷场也就是贸易场所，此后筑土为墙，内建城堡，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塞。等到文德明白过来，后悔也已经晚了。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3节 滋生奸恶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军首先抵达襄樊。九月，刘整也来到前线，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制造战舰、训练水兵，并以五千战船、七万水军的规模开始了具体实施。蒙古铁骑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扫荡中亚、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劲弓铁马的骑兵。现在对宋作战，单靠骑兵显然是不够的，刘整很清楚这一点。
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在门客的出谋画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惟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此，退朝之际，天子尤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